情感擴大之後，在質的一方麵，會變得稀薄一點，而在量的一方麵，同時會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趨勢。
譬如，當故鄉淪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長兄一樣，因不肯離去故土而被殺；當時我還在祖國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隻痛哭了一場，設靈遙祭了一番，而終於沒有心情來撰文以誌痛。
從我個人的這小小心理變遷來下判斷，則這一次敵寇的來侵，影響及於一般國民的感情轉變的力量，實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執著於小我的那一種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國各淪陷地同胞的心裏，我想，是可以一掃而光了。就單從這一方麵來說，也可以算是這一次我們抗戰的一大收獲。
現在，閑談暫且擱起，再來說一說長兄的曆史性行吧。長兄所習的雖是法律，畢生從事的，雖係幹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卻是傾向於藝術的。他閑時作淡墨山水，很有我們鄉賢董文恪公的氣派，而寫下來的詩，則又細膩工穩，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畫集，詩集，雖則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製版趕印了。大約在追悼會開催之日，總可以與世人見麵，當能證明我這話的並非自誇。至於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長者的溫厚之風，則凡和他接近過的人，都能夠說述，我也可以不必誇張，致墮入諛墓銘旌的常套。在這裏，我隻想略記一下他的曆史。他生在前清光緒十年的甲申，十七歲就以府道試第一名入學，補博士弟子員。當廢科舉改學堂的第一期裏，他就入杭府中學。畢業後，應留學生考試，受官費保送去日本留學，實係浙江派遣留學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學師範科畢業後，又改入法政大學，三年畢業，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譯二年，其後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師高等審判廳任職。當許公俊人任司法部長時，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製度。一年回國，也就在大理院奉職。直到九一八事變起來之日，他還在沈陽作大理院東北分院的庭長兼代分院長。東北淪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載赴北平。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經接收過來以後，他就被任作臨時高等分院刑庭庭長，一直到他殉職之日為止。
在這一個簡短的略曆裏，是看不出他的為人正直，和臨難不苟的態度來的。可是最大的證明，卻是他那為國家，為民族的最後的一死。
鴻毛泰山等寬慰語，我這時不想再講，不過死者的遺誌，卻總要我們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總賬！
原載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印人張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藝術，不是懂得中國文字曆史意義的人，也不會懂得篆刻的意義。
古今印史中說：“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所以從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後其印能傳，這印也方有意義；這是和中國的書法是一樣的。譬如嶽武穆寫的字，或用過的章，傳到現在，當然是我們的國寶了。倘使是秦檜的書法，或秦檜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現在還有，我想也是沒有一個人肯出重價來購而珍藏的。秦檜的詩詞，或者也許有好的；但嶽武穆的《滿江紅》詞，卻婦孺皆能歌唱。而秦檜的文字，傳下來的，隻有“莫須有”的一句口語，並且就連這句口語，也是因嶽武穆而傳的。
援此例而來講篆刻，我們第一也須問這從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紹印人張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這裏。
梅縣張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歡從金石錄古名人印譜中摹學篆刻；及長，雖亦從事於商賈，然而其介如石，非義之財，是不屑取的。
抗戰軍興，本於藝人有一技之長者，都應報國之義，張先生在荷屬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數助賑，現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賑的盛舉。
我雖則不懂書法，不懂篆刻，但對於李陽冰所說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方矩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這四法，倒也略能領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掛角，說近玄妙，自是程度的問題；我對張先生所刻的印章，還不敢具體地說，到了怎麼樣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過他刻印，或見過他所刻的印的人，都應該承認的。
張先生自己也說：“每當工作時，猶如身臨大敵，覺得一股抑鬱不平之氣，盡會聚在鐵筆的尖鋒，凝神運氣，愈刻愈覺得有勁兒。”這是力的表現，也就是強敵侵淩我國的這時代精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