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洲，講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這一次，或者會負張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購印助賑者不如荷屬各地那樣的踴躍，也說不定；但無論如何，張先生的這一點一藝報國的熱心，卻可不問助賑的成績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戰爭中，領導我們作戰的首領，與衛國捐軀的大小無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幾角幾分，來捐輸國家的一無名苦力，在抗戰建國的功勳史上，所占的是同樣的地位。張先生的篆刻，是有與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傳與不傳，就可以從此地來下斷語。
在這裏過事誇揚的話，我可以不說，我隻想把張先生的藝，和他的那一顆赤誠的心，介紹給星洲愛好篆刻的同人。
原載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悼詩人馮蕉衣
詩人馮蕉衣，和我本來是不認得的，到了星洲之後，他時常在《晨星》欄投稿，我也覺得他的詩富於熱情，不過修辭似乎太過於堆砌。所以他投來的稿，我有時候也為他略改，有時候，就一字不易地為他發表。
經過了幾月，他就時時來看我，我曾當麵向他指出許多他的缺點。他聽了之後，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來，他的詩和散文，我覺得已經進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訴我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說是待遇雖薄，但生活卻安定了一點。過了半年，他又來看我，說是失業了。我也曾為他留過意，介紹過一個地方，但終因環境不佳，那個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後他就一直的過著失業的生活，受盡了社會的虐待，這可從他最近的詩和散文中看出來。
我前月因腳痛不能行走的時候，曾托他為我上報館來代過幾天發稿看大版之勞。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來談過許多閑天。但當雙十節的晚上，王修慧君忽於深夜跑到報館來告我以馮君的死耗的時候，我真疑他是在說謊。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親自送他入殮，亦曾親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拋了最後餞別的一塊土。
馮君當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極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會的虐待，間接他係受了敵人侵略而致有此結果的死。
他還是一個純真的人，沒有染上社會腐化的惡習。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為一個很忠實的抒情詩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許他活，惡社會不許他活；致使這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詩人，不得不飲泣吞聲，長懷冤恨於地下。我們若想為馮君出氣，若想為和馮君一樣的詩人們謀出路，則第一當然要從打倒侵略者，與改良社會的兩件工作來下手。
至於馮君的生平行事，和狀貌言行，則有其他的許多知道他得更詳細的人，在各自的文字裏略說了，我可以不贅。
原載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紀念詩人馮蕉衣特章》
劉海粟教授
劉海粟教授，這次自荷印應南僑籌賑總會之聘，來馬來亞作籌賑的畫展，一切經過情形，以及關於海粟教授過去在國際，在祖國的聲譽和功績等，已在各報副刊及新聞欄登載過多次，想早為讀者諸君所洞悉。此地可以不必贅說。但因我和劉教授訂交二十餘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簡述數言，以誌景慕。
劉教授於一八九六（光緒丙申）年二月初三，生於江蘇武進；父劉家鳳，係著名鄉紳，母洪氏，實亮吉洪稚存先生之女孫。教授幼年，就喜歡書畫，讀書繩正書院，天才卓絕，與平常人不同。年十三，母洪氏去世，教授於悲痛之餘，就隻身走上海，誓與同誌等獻身藝術，好從藝術方麵，來改革社會。
辛亥革命那年，教授才十六歲，於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之後，便與同誌等創設上海美術學校。國人之對西洋藝術，漸加以認識，對於我國固有藝術，有力地加以光大與發揚，實皆不得不歸功於教授之此舉。
教授二十歲時，開個展於上海。陳列人體速寫多幅，當時我國風氣未開，許多衛道之士，就斥為異端者，而比之於洪水猛獸。“藝術叛徒”之名，自此時起，而郭沫若氏之題此四字相贈，半亦在笑社會之無稽。
當時日本帝國美術院剛始創立，教授被邀，以所作畫陳列，日本畫家如藤島武二，橋本關雪輩，交口稱譽。
民國十年，教授年二十六歲，應蔡元培氏約，去北京大學講近代藝術，為一般青年學子所熱烈擁護。嗣後再度遊北京（民十二），亡命去日本（民十五），更於民國十八年銜國民政府之命赴歐洲考察美術，數度被選入法國秋季沙龍，在歐洲各國首都或講演，或舉行畫展，以及數次奉命去德荷英法等國，主辦中國畫展；教授之名，遂喧傳於歐美婦孺之口，而藝術大師之尊稱，亦由法國美術批評家中的權威者奉贈過來了。
這是關於劉教授半生生活的極粗略的介紹，雖則掛一漏萬，決不能寫出教授的偉大於毫末，然即此而斷，也就可以看出教授為我國家民族所爭得的光榮，尤其是國際的榮譽。
法國詩人有一句豪語，叫作“人生是要死去的，詩王才可以不朽”；藝術家的每一幅藝術作品，其價值自然是可以和不朽的詩歌並存；詩王若是不朽的話，藝術界之王，當然也是不會死的，我在這裏謹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贈給劉教授，作為祝教授這次畫展開幕的禮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