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為郭沫若氏祝五十誕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歲了；他過去在新詩上，小說上，戲劇上的偉大成就，想是喜歡讀讀文藝作品的人所共見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而尤其是難得的，便是抗戰事起，他拋棄了日本的妻兒，潛逃回國，參加入抗戰陣營的那一回事。
我與沫若兄的交誼，本是二十餘年如一日，始終是和學生時代同學時一樣的。但因為中間有幾次為旁人所挑撥中傷，竟有一位為郭氏作傳記者，膽敢說出我仿佛有出賣郭氏的行為，這當是指我和創造社脫離關係以後，和魯迅去另出一雜誌的那一段時間中的事情。
創造社的許多青年，在當時曾經向魯迅下過總攻擊，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讚成的。因為郭氏對魯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並不遜於他人，這隻從他稱頌魯迅的“大哉魯迅”一語中就可以看出。
我對於旁人的攻擊，一向是不理會的，因為我想，假若我有錯處，應該被攻擊的話，那麼強辯一番，也沒有用處。否則，攻擊我的人，遲早總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並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認，則旁人也會看得出來。所以，說我出賣朋友，出賣郭氏等中傷詭計，後來終於被我們的交誼不變所揭穿。在抗戰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勸他回國，以及我回國後，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緝令之運動，更托人向委員長進言，密電去請他回國的種種事實，隻有我和他及當時在東京的許俊人大使三個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後，委員長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間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的住宅裏見麵的，也隻有我和沈尹默等兩三人而已。
這些廢話，現在說了也屬無益，還是按下不提。總之，他今年已經五十歲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發起替他祝壽；我們在南洋的許多他的友人，如劉海粟大師，胡愈之先生，胡邁先生等，也想同樣的舉行一個紀念的儀式，為我國文化界的這一位巨人吐一口氣。現在此事將如何進行，以及將從哪些方麵著手等問題，都還待發起人來開會商量，但我卻希望無論和郭氏有沒有交情的我們文化工作者，都能夠來參加。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印光法師塑像小記
卡爾·杜迪希，是維也納的雕刻家，因為血統的關係，前兩年被希脫勒驅逐了出國，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後不久，就到報館來看我，第一，說是要我為他介紹介紹；第二，他想為委員長塑一個像以致敬，問我有沒有委員長的照片。從此之後，我們就漸漸的來往起來了。大約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樣子，自英德宣戰以後，他終於因為國籍的關係，便和其他許多德意籍的猶太人，一道被遷到了英國的另一個自治領，我於是就和他斷絕了往來。
是在他將離開星洲的時候，廣洽法師有一天來說，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這一位薄命的藝術家。我們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兒亞娃看見了廣洽法師的僧衣，都很喜歡，廣洽法師因而就想起了請他為印光法師塑一個像。他對我們東方的宗教藝術，實在是太感到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經我們一說，他在百忙中也為印光法師塑成了一個泥身。當他動身的前夕，他因這塑像的泥還沒有幹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國的朋友，教他去瓦窯裏為我燒好，然後再送來給我。這事經過了一年，直到最近，這座印光法師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裏。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給廣洽法師。廣洽法師就和我談到了印光法師的圓寂，以及世界戰局在最近的變化。我們談到了最後，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人世無常，藝術永在”的結論。正因為是如此，故而廣洽法師，一定要我為他寫一點關於這塑像的經過，我也義不容辭，因特為他寫下了這一篇小記。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
敬悼許地山先生
我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並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事起後，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麵，是創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個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之後。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章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家裏的。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可是我們對他們的交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作些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