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裏，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後，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麵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麼特殊的同遊或會談的事情。
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其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於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的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曆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和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談的機會了。
對於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家盡力之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說。我想特別一提的，是對於他的創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起。
他的一篇抗戰以後所寫的小說，叫作《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華僑周報》的初幾期上，特地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想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作者，示以一種模範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致的小說，不但是在中國的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於一九四〇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並的作品。但可惜他在這一方麵的天才，竟為他其他方麵的學術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這一方麵的作品。要說到因他之死，而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大的話，我想從短少了一位創作天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自己今年的年齡，也並不算老，但是回憶起來，對於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覺得太多了。輩份老一點的，如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於我的，如蔣百裏、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如徐誌摩、滕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起來，在這十幾年的中間，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以一般總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齡？而外國的文人，如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都是在八十歲以上，這或者是和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想在這一次追悼許地山先生的大會當中，提出一個口號來，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烏來得實際。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聯，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如斯，靈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去，明珠漏網，我為家國惜遺才。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香港《星島日報·星座》
誌摩在回憶裏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誌摩的挽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誌摩的關係，我隻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裏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上下對，所以隻成了上舉的一聯。這挽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於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誌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誌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於哀挽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誌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隻想把在記憶裏的誌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麵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麵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