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裏，在課堂上，我隻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著，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麵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裏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麵上也已經滿示著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裏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高笑著，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著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麵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應為一九二四、五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裏；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鬆坡圖書館裏遇見了誌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曆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煉成了一個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麵。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黴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隻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複在歧路上徘徊著，苦悶著，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了誌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裏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著——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