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於餘身故時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區域以內為餘葬地，所占墳地不得過半畝，所殮之棺，其值不得逾銀一百元，今並指令餘之親屬，不得為餘開吊，發訃聞，誦經，或徇其他糜費無益之習尚；遇所故地有火葬設備時，餘切托遺囑執行人務必囑餘親屬將餘遺體火化。
現行法已廢宗祧繼承，餘切囑餘之親屬，不得於餘身後，為餘立嗣。
以上遺囑，為餘赴北平時，約集舊友眼同見證，同時簽署，並囑餘友林斐成，本餘意旨，為之撰文，合並記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立於北平
立遺囑人 見證人 撰遺囑人
校勘後記
五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籌備故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刊，這本《丁文江的傳記》是我在國外為紀念刊趕寫成的。我原來隻想寫兩三萬字，不料寫成了十萬字的一篇長傳。材料不完全，特別是在君的日記信劄我完全沒有得見，是很大的缺陷。我不是學地質學的人，所以我不配評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專門學術，這是更大的缺陷。
1955年秋天我開始寫這本傳記，1956年3月12日寫完，已在在君逝世二十周年紀念（1956，1月5日）之後了。此傳寫成整整四年了。我至今還不能彌補這兩個大缺陷。
近年頗有人注意傳記的文學，所以這本《丁文江的傳記》的抽印本也快賣光了。我借這個重印的機會，仔細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錯誤，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
我現在要舉出一件錯誤的考訂，因為情節比較複雜，不容易說明白，隻好記在這裏。問題是這樣的：
房兆楹先生和杜聯喆女士編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的附錄一，其中有宣統三年（1911）五月的“遊學畢業”的五十七人的題名。五十七人之中，有丁文江、章鴻釗、李四光，都是後來有盛名的地質學者。這五十七人列在“遊學畢業進士”的諸錄裏，應該都是在北京經過“遊學畢業”的考試，及格授與進士的了。但我看此五十七人的題名錄前麵的“五月”兩個字，我起了疑心，因為丁文江先生自己記載他1911年5月10日到了勞開，5月12日到了昆明，5月29日從昆明出發。他遊曆了雲南、貴州兩省，6月29日到貴州的鎮遠，7月6日從鎮遠坐船，7月13日到湖南的常德。我先考定他記的是陽曆。（《傳記》二十頁）我指出他的陰曆行程如下：
宣統三年五月初二 從昆明出發。
同年六月十八 到常德。
所以我斷定他決不能在宣統三年“五月”在北京應遊學考試取得進士。所以我疑心，房兆楹先生附錄的“宣統三年五月”的五十七人可能是“學部彙報的國外留學生畢業名單，而被誤列為遊學畢業進士名錄的。”（二十一頁）
李濟之先生請丁月波先生（文淵）看我的稿本，月波給我加了一條小注，說：
文淵按：家兄回家後小住，就趕去北京應遊學畢業考試，大約在陰曆八月的時候。（二十一頁）
這已夠證明此錄係在此年五月，必有錯誤了。但月波的小注又說：
地質學者李四光決不在內。房先生於此必有錯誤。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義以後，曾任教育廳長，以後自請以官費留學英國，習地質。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倫，曾和丁巽甫去訪過他。
這就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榜上有名的李四光是否錯誤？是不是後來有名的地質學者李四光？
丁月波先生的小注是這本傳記印成後我才看見的。今年3月，我借出史語所藏的《清實錄》裏的《宣統政紀》來檢查，在卷六十查得：
宣統三年八月丙申（初二日），命鑲藍旗蒙古都統張德彝，外務部左侍郎胡維德，民政部右侍郎林紹年，都察院副都禦史朱益藩，充考試遊學畢業生主試官。
又在卷六十二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