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文賦在體製上學習宋玉的《風賦》《釣賦》《高唐賦》《神女賦》。有的篇幅宏大，甚至由兩部分組成；在風格上則同枚乘《七發》相近，多誇飾鋪排，其取法於《高唐》《神女》者，成所謂騁辭大賦，重於渲染；至於其思想，則與《詩經·小雅》中《車攻》《吉日》《出車》《六月》一致，歌頌天子與王朝的文治武功。主要由宮廷禦用文人所創作（宋玉、司馬相如、班固等），實際上也是由這些人的創作活動而形成。騁辭大賦從枚乘至漢末，一直保持這種特征。中小篇幅散體賦則在內容、風格、精神上隨時代之推移而有所變化。
（二）騷賦（或稱為“騷體賦”。這易同“散體”、“駢體”等層麵的稱謂相混，宜同“文賦”、“俗賦”一致，稱作“騷賦”）。這個體式是由屈原的《離騷》《抽思》《思美人》《惜誦》《涉江》《哀郢》《懷沙》，和宋玉的《悲回風》《九辯》，唐勒的《遠遊》《惜誓》，景差的《惜往日》而來。漢初賈誼作《吊屈原賦》，形式上全仿屈原的《懷沙》，其《鳥賦》句式上也是如此。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則是將《九歌》句中帶“兮”字的五言句和六言句變為句中帶“兮”字的七言句，完成了向賦的句式的轉變。司馬相如的《長門賦》雖以宮廷後妃為抒情主人公，但仍不脫抒發幽怨的主題類型。董仲舒、司馬遷及此後如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玄賦》等騷賦，也都抒發憂慮不平之意，遵循著屈原“發憤以舒情”的宗旨。這在西漢中期隻能說是主流聲音之外的“雜音”，反映了當時社會為強大、繁榮所掩蓋的社會矛盾。這種聲音不絕如縷，進入東漢，變為主流，從賦的創作上說，不僅在騷賦中，也體現在文賦中。
（三）詩體賦（按第一層麵體式分類的名稱，應稱作“詩賦”。但曆來詩、賦並稱，如《漢書·藝文誌》“詩賦略”等。為避免誤解，稱作“詩體賦”）。這是一種篇幅較小的體式，多用四言，有的雜有騷體句式（一般為六言，第四字為虛詞或意義較虛之詞，單句的句末帶“兮”）的兩種變格句式：不帶“兮”的騷體句式，和帶“兮”字的三、四言交錯的句式。詩體賦以詠物為主。所謂“詠物小賦”大率指詩體賦。這個體式來之於屈原的《橘頌》和荀況的《禮》《知》《雲》《蠶》《箴》這五首。雖然是，但用了賦的形式，也算是詠物小賦。漢代詠物賦最早有賈誼的《簴賦》，完全用不帶“兮”的騷體句式，《鳥賦》則是用帶“兮”字的四言句。枚乘的《柳賦》是四言句同不帶“兮”字的騷體句交錯。與枚乘大體同時的鄒陽有《酒賦》《幾賦》，公孫詭有《文鹿賦》，公孫乘有《月賦》，路喬如有《鶴賦》，羊勝有《屏風賦》，孔臧有《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劉安有《屏風賦》，劉勝有《文木賦》，司馬相如有《梨賦》。這些作品共同確定了詩體賦的基本體式。
（四）俗賦（包括前人所說的俳諧賦）。這是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燕子賦》《韓朋賦》《晏子賦》之後，才被學者們確認的一這種體式。敦煌《燕子賦》發現後或稱為“小品賦”（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刊《小說月報》第20卷第3號，1929年出版），或稱為“白話賦”（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5年），或稱為“民間賦”（傅芸子《敦煌俗文學之發現及其展開》，刊《中央亞細亞》第1卷第2期。上兩文均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始稱為“俗賦”，遊國恩等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即用“俗賦”之稱。這本是產生於民間的一種文學式樣，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多用對話的形式，四言為主，押大體相近的韻，語言詼諧幽默，常用擬人手法。即使有學者指出王褒的《僮約》、曹植的《鷂雀賦》即俗賦作品，但因為文獻中所能見到的這類作品很少，而且王褒的兩篇也不以“賦”名之，所以一般也多以為那隻是敦煌文學範圍內的事，同南北朝以前的賦作關係不大。至1993年在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村漢墓發現了《神烏傅（賦）》簡文後，學者們才意識到，西漢之時確已有這類作品。其實揚雄的《逐貧賦》《都酒賦》，也是俗賦作品，《都酒賦》已殘，故被誤解為詠物的詩體賦。張衡的《髑髏賦》除語言不通俗外，其他與俗賦完全一樣。趙壹的《窮鳥賦》雖非對話形式，但全篇四言，風格也與俗賦一致。這兩篇顯然是受俗賦影響而創作的。由此進一步上溯，漢初賈誼的《鳥賦》，雖深含哲理、語言不夠口語化，但全篇四言，又用了擬人的手法，略帶敘事的性質，同從漢至唐的俗賦頗多相同之處，看來顯然是受了民間流傳的俗賦的影響。崔駰《博徒論》雖殘，但可看出為對話體，句子整飭，以四言為主，大體押韻，通俗而詼諧，也應屬俗賦一類，唯不以賦名之而已。這很似敦煌石窟中發現的《茶酒論》。以此看，俗賦應產生於漢初以前。魏晉時代除曹植《鷂雀賦》、左思《白發賦》之外，晉傅玄《鷹兔賦》今隻存兩段殘文，如“兔謂鷹曰”雲雲（見《初學記》卷二一《筆》），顯然是擬人的對話形式，語言也詼諧可笑，為俗賦無疑。漢代此類作品應有不少，但屬“下裏巴人”之作，不能引起文人的重視，故自生自滅，多湮滅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