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賈誼年長十來歲，而創作一直延續到景帝時代的枚乘，在漢賦發展上乃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他年輕時仕於吳（枚乘淮陰人，其地屬吳），當高後時（前187—前180）楚太子辟非有疾。《七發》中賦廣陵潮一段，應是他受吳王命往問楚太子時娛楚太子之作。大約在文帝五年前後吳王濞因對朝廷有怨恨情緒，謀為不軌，枚乘在前文基礎上撰成《七發》。參趙逵夫《〈七發〉與枚乘生平新探》，《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收入《古典文獻論叢》，中華書局2003年7月第1版。《七發》主體部分由駢聯的幾個段落組成，同戰國中期楚國莫敖子華的《對楚威王》及屈原的《卜居》相近，而由其主體部分一段比一段在程度上推進這一點說，同莊辛的《諫楚襄王》及《說劍》更為相近。《七發》想借此來進行勸諫，因吳王濞的造反跡象並未明朗化，不敢直說，故作品表麵上寫藩國太子養尊處優、沉溺聲采，以致精神渙散、久而成疾之事。這自然也反映了文景之時上層社會的真實，但這篇賦主要是想引起吳王重視保身問題，以便有機會進一步當麵向吳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論“天下之要言妙道”。所以說，作品是極其含蓄而又寓深意的。賈誼的《治安策》是給皇帝看的，故言諸侯尾大不掉之危，從政治著眼，入木三分；此篇是給藩國之君看的，意在勸諫，故隻從諸侯王、太子之身心言之，循循善誘。然而文章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描寫太子聲色、車馬、遊獵之樂的當中，也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無論寫音樂，寫舞蹈，寫遊獵，寫觀濤，都眼界開闊，充滿氣勢，體現出大漢王朝的時代風貌。所以說，這篇作品已開漢代騁辭大賦之先河。
景帝（前156—前141）之時，中山王劉勝作《文木賦》；鄒陽、莊忌、枚乘等依梁孝王，也均有所造作。今存枚乘《梁王兔園賦》有錯亂與缺文，但大體結構與內容可以看出。參趙逵夫《枚乘〈梁王兔園賦〉校議》，《文史》2004年第4輯；《關於〈梁王兔園賦〉的校理、作者諸問題》，《文獻》2005年第1期。《西京雜記》卷四有枚乘、鄒陽、公孫乘、路喬如、公孫詭、羊勝的詩體詠物賦七首。其中枚乘的《柳賦》不諱“盈”字（漢惠帝名“盈”），或疑為偽托，然而從押韻看應為漢代作品。也有後代傳抄中恢複本字的情形，隻以此斷此數篇皆偽托，過於輕率。又有人以為《西京雜記》為後人偽托。清代以來，經學者們研究，已排除了吳均、蕭賁或無名氏編撰的可能。又有人以為葛洪所偽托，然而《西京雜記》所載西漢之事往往能在漢晉其他文獻或新出土文獻中得到印證，所以該書即使是葛洪據舊有文獻整理重編，也不能說是他所偽造。盧文弨在其《新雕〈西京雜記〉緣起》中說：“冠以葛洪，以洪鈔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劉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偽為，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為賦，廣川王之發塚藏所得，豈皆虛也？”其論十分精辟。現在有的賦學著作仍以枚乘《柳賦》等七篇為偽作而摒棄不論，乃隻是據前人多疑之說，見其皮毛而已。另外，《孔叢子》中言孔臧“嚐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初時之作也，即所錄《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孔叢子》一書實為孔氏家學的學案，為可靠文獻。俱見《孔叢子》一書所附《連叢子》。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疑其非儒家之孔臧所作，又有疑為後人擬托者。詹安泰、容庚、吳重翰著《中國文學史》中說：“以賦的體製和風格論，這些賦和初期各家的賦體非常類似，諒非後人所能模擬的。”這些殘存至今日的賦作，使我們可以看到西漢初年賦創作的大體情況。
總之，漢初的賦大體仍沿戰國末年風氣，典型代表漢賦體製與特色的作品尚未形成，賦作仍以騷賦、詩體賦為主。《七發》已充分表現出鋪排、誇飾的風格，隻是不名之為“賦”，詩體賦雖為詠物小賦，但大多數可以說是局部地、微觀地分別展示著正在繁榮起來的社會，間接地讚頌著一個正在強大起來的國家。武、宣時代的騁辭大賦，隻是將這種局部反映的小畫麵整合出巨幅畫麵而已。
三
漢武帝（前140一前87）繼位之時，漢王朝經過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已到十分富庶的地步。《漢書·食貨誌》中說：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景帝又平吳楚七國之亂，朝廷采取削藩抑強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權。武帝繼位不久，采納董仲舒之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一統的思想；然後征匈奴，通西域，平南越，擊昆明，征朝鮮，擊東越，以求永遠消除邊患，親睦四方部族，建萬世基業。對內又開漕渠，稅商賈，管鹽鐵，成真正的一統天下。漢王朝出現了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統一而強盛的局麵。在這個新的形勢出現之初，不僅最高統治者信心百倍，一般官吏、文人也都興奮不已。前所未有的強大帝國的繁榮景象及正在進行的文治武功，都需要文學上的肯定與讚頌，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描述與傳播。武帝即位後即安車蒲輪接枚乘，不僅僅因為枚乘在吳王濞造反前曾力阻過吳王，也應看作是時代看中了《七發》這種巨筆鴻構、鋪采摛文、體製宏大的文學樣式。後來，漢武帝讀到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之後感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便是一個說明。司馬相如見到武帝後說：“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接著寫成《上林賦》。可以說，《上林賦》既標誌著與空前強大統一的漢帝國相適應的一種騁辭大賦基本體製與風格的確立，也標誌著辭賦文學的創作由藩國君臣走向了朝廷，轉向了這個強大帝國中軸與頂點的大漢天子周圍。從此大漢天子的威風、排場，無以複加的侈麗豪華，至高無上的威嚴與地位，成了漢賦的中心題材。司馬相如的《美人賦》尚有摹擬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的痕跡，至《子虛》《上林》，雖結構上有取於宋玉的《高唐》《神女》，但風格、氣勢上承枚乘《七發》，體現了漢王朝的空前強大，形成了漢代騁辭大賦的典範之作。繼司馬相如而陸續集中到武帝周圍的辭臣賦家有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莊蔥奇等。於是，漢賦很快繁榮起來，中國文學史上壯麗的一頁正式揭開。《漢書·藝文誌》載武帝朝辭臣賦作一百多篇，作為反映當時時代主旋律的騁辭大賦自然是占著主要地位。《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論賦的創作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