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這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騁辭大賦的特點的概括。司馬相如的友人盛覽聞其高論後“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複敢言作賦之心矣”。盛覽雖為牂牁名士，也覺得自己所處地位不同於司馬相如，閱曆有限，缺乏寫那樣鴻篇巨製的材料，所以此後不再言寫賦之事。作為一個鑒賞家和賦的愛好者，他的《合組歌》和《列錦賦》應帶有賦論的性質（從題目看，前篇由司馬相如的“合綦組以成文”一句而來，側重於談形式，後篇當由“列錦繡而為質”一句而來，側重於談內容），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當時藩國君臣之作也有些，但傳播有限，從整體影響上不能同司馬相如等人的作品相比，多為詠物小賦或騷體抒情小賦，如梁孝王門客中上麵提到的《西京雜記》所載《柳賦》《酒賦》之類，《楚辭》一書所收莊忌的《哀時命》。《漢書·藝文誌》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而留存到今天的，就隻有劉安的《屏風賦》百餘字和淮南小山的《招隱士》。
但是，漢賦同漢王朝的發展同步處於鼎盛階段之時，它的內容、題材卻並不是單一的，對社會的反映，也不局限於勸百諷一、歌功頌德。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都抒發了悲傷抑鬱的情緒。東方朔的《答客難》甚至對當時的社會作出“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這樣的概括。而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則將宮廷女子的悲慘遭遇與淒涼心境表現得淋漓盡致。封建社會，即使在它的上升時期，全盛時期，也不是沒有矛盾，沒有黑暗，沒有汙濁。所以說，這些作品同騁辭大賦一起，從不同方麵、不同層次上，較全麵、立體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
當然，漢賦對生活的反映比上麵所說要廣泛得多。孔臧的《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或諷諫，或借以抒情，皆為四言詩形式，篇幅較短，上承劉勝《文木賦》，下啟劉向詠物諸賦。即作為騁辭大賦奠基人與代表作家的司馬相如，除《子虛》《上林》之外，還有寫神仙遠遊的《大人賦》，寫被棄後妃的《長門賦》，通過吊古表諷諫之意的《哀二世賦》，表現男女性愛的《美人賦》。《哀二世賦》麵對勝利的大漢天子，《美人賦》麵對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與禮教，盡管都采取收斂的、含蓄的、甚至扭曲的方式表現，但仍有相當的藝術感染力。後者實際是借著寫自己“坐懷不亂”的功夫表現了自己的心理體驗。
漢宣帝（前73—前49）“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文學之士劉向、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宣帝“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宣帝並且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以上並見《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漢宣帝不僅像武帝一樣重視賦的創作，而且從社會功利和審美的角度給賦以高度評價。加之昭、宣之世采取寬緩政策，使民休息而吏治整飭，社會生產正常，經濟上得到明顯的恢複，四夷歸順，國家較武帝後期更為安定昌盛、富庶繁榮。所以賦的作者多，作品也不少。據《漢書·藝文誌》所著錄，如直臣蕭望之也有賦4篇，劉向之父劉德有賦9篇。這些作品並皆散佚。王褒《甘泉賦》（又題作《甘泉宮頌》，今殘），劉向《清雨華山賦》（今竄亂不可句讀）屬當時歌頌天子尊嚴、配合國家政教之作。大約因為昭、宣之世雖稱盛世，但缺乏武帝朝那種激揚淩厲、積極向上的精神，已經脫離了需要誇飾張揚的社會背景，騁辭大賦顯得隻是效法前代，故沒有留下堪稱代表的名作，倒是詠物和反映下層社會的俳諧賦，在漢賦中獨具色彩。王褒的《洞簫賦》寫吹簫盲人的聽覺能力、吹簫的情態及簫聲，都極盡形容之能事，開以後以有形的文字寫無形的音樂之法門。他的《僮約》《責須髯奴辭》都以俳諧語言，表現了現實的主題，使我們在今天尚能看到二千多年前社會生活的一些細微方麵，體會到當時下層人民的思想、情緒，了解到當時奴隸的具體生活狀況。劉向還有一些詠物記事之賦，如《雅琴賦》《圍棋賦》《麒麟角杖賦》等，反映了宣、元之世文化與貴族生活的某些方麵，但都已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