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到西漢末年的元、成之世，吏治廢弛，社會趨於衰亂，政令雖多，徒為擾民。人們緬懷往昔，向往武、宣盛世，從而注意到收輯武、宣之時的賦作。“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禦者千有餘篇。”班固《兩都賦序》。這是一種招魂心理的反映。但這也是西漢中期奏禦之賦的最早集結。
就元、成之世的創作而言，與編集武、宣盛世賦作的動機一樣，摹擬的風氣極盛。西漢末年的辭賦大家揚雄，無論從創作數量方麵來說，還是從影響方麵來說，都可以與司馬相如比肩，因此後人將他也看作漢代大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司馬相如的作品體現了突出的創造性，揚雄之作則差不多每一篇都表現出明顯的摹擬特征。這固然與作家個體的差異有關，但也不能說不是時代精神和社會意識的反映。他的《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沿著司馬相如騁辭大賦的路子，有的明顯表現出摹擬的痕跡；《解嘲》《解難》則摹擬東方朔《答客難》；《太玄賦》仿《楚辭·遠遊》，《反離騷》《廣騷》《畔牢騷》又仿屈原等作。但是，作為卓越的辭賦作家，他一方麵摹擬，一方麵又由於個人的藝術修養，而突破了以前的一些陳規舊式，表現出新的格局、新的色彩；思想內容方麵，也由於現實社會生活的衝擊與影響，表現出一種以前作家未曾有過的強烈情緒。如揚雄的幾篇騁辭大賦，除《長楊賦》之外，皆改變了此前宮苑遊獵大賦“述客主以首引”的結構程式，直接進入描述鋪敘。《甘泉賦》的主題與規模仍遵循騁辭大賦的傳統，卻用了騷賦的句式；《長楊賦》的摹擬之跡最明顯，而其諷喻勸誡之意貫穿全篇，與卒章見誌、勸百而諷一的《子虛》《上林》異趣；《解嘲》《解難》論人情世態，入木三分，剖析事理，時有警句，表現出作者深刻的思想與敏銳的觀察；《逐貧賦》將“貧”擬人化，純用四言詩體形式；《都酒賦》風格、形式也與之相近，而篇幅更小，與《神烏賦》一樣，詼諧輕妙，可以說上繼賈誼《鳥賦》，下開曹植《鷂雀賦》等後代文人俗賦的先河。他在《解嘲》中說：“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辭。是以欲談者宛（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照著別人的腳印走）”，這同《詩經》所謂“變雅”之聲何其相似！西漢末年，各種矛盾尖銳化，危機四伏，意識形態領域也比較混亂，揚雄即難以穩定地用一條標準來衡量是非，也難以把握變幻莫測的客觀社會，所以在人格上顯示出了二重性。但無論怎樣，他在賦的創作上是有成績的，他對賦也有一些簡要的評說。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也”；以上並見《法言·吾子》。“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論讚引。其見解是相當深刻的。
與揚雄同時的劉歆，其《遂初賦》略依屈原《涉江》《哀郢》，而繁縟閎衍又受司馬相如和王褒的影響。然而他正是在這種綜合繼承之中拓展了漢賦的題材，為漢代抒情賦中述行之作的先聲；其中“野蕭條以寥廓兮，陵穀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盼兮，沙埃起而杳冥”等，既是式微的西漢末年社會的縮影，也是作者淒涼心境的寫照。《遂初賦》的產生標誌著漢代抒情賦在內容上由個人情懷向社會、向現實政治和曆史方麵的轉移。
西漢末年還有一個女作家班倢伃。她的《自悼賦》仿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但出自婦女自己之手，尤其是寫自身的遭遇，自有其感人之處。《古文苑》所載《搗素賦》為駢體，因而或疑為晉以後人所擬作。其實語言上駢化的情形在西漢文中也是有的，以此為否定為班倢伃作的理由，尚不充分。班倢伃是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總的說來，西漢末期賦的創作是有成績的，揚雄、劉歆都是善於模仿的作家，然而也進行了新的探索；他們的創作既有教訓，也有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