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由於長期戰亂，東漢初年“百姓虛耗，十有二存”，《後漢書·郡國誌》。“邊陲蕭條，靡有孑遺”。《後漢書·光武帝紀》。從光武帝（25—57）采取了很多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到明帝（58—75）之時，殘敗的社會經濟逐漸得到恢複，明帝、章帝（76—88）兩朝，雖然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已經開始，但朝廷對諸侯王、大臣、外戚的權力都有嚴格的限製與防範，朝政清明，社會安定。首先揭開東漢賦的創作之頁的，是班彪。他於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自長安往涼州（今甘肅武威）避難，因路途所見，觸景生情，在安定（當時治高平，即今寧夏固原）成《北征賦》。雖未能直接描寫民生瘡痍，但作者“遭世之顛覆”，“罹填塞之厄災”的悲傷感歎，充溢於字裏行間。
與班彪同時的賦作家有崔篆、杜篤、馮衍。崔篆的《慰誌賦》表現了改朝換代之後文人在出處去就上的為難和內心痛苦。名曰“慰誌”，即言其在出處方麵心有歉疚，一直折磨著自己，故述之以自慰。整個剝削階級社會的政治，都是權柄與刀槍說了算，文人隻是依附於這個或那個政權，既不具備從曆史、社會的發展確認是非、決定去就的能力，又受傳統君臣大義一類觀念的影響太深，所以在易代之際不是一頭撞死在“忠”字上，便是留下永久的不平與悔恨。崔篆《慰誌賦》是第一篇表現這種心理的文學作品。此後如庾信、顏之推等直至明清之際的侯朝宗、錢謙益等，其作品表現這種情緒就更為強烈。馮衍因為開始事非其人，歸降劉秀後未得重用，在紛雜的人事關係中受到排擠，作為一名頗具政治見解的人物，居家無用，於建武末年作《顯誌賦》以抒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馮曲陽集題辭》謂：“敬通諸文，直達所懷，至今讀之尚想其揚眉抵幾、呼天飲酒。誠哉，馬遷、楊惲之徒也！”此雖主要就其奏、箋而言，而用於評價其賦，也大體相合。
杜篤的《論都賦》用文學作品的形式表現政治決策方麵的意見，所以後來東漢定都洛陽之後便有一些賦家以洛陽為題材大寫京苑之壯麗宏偉，並且以西京長安為陪襯，聚訟不休，形成了東漢文學創作上的一樁公案。但不論怎樣，這篇賦表現了一定的見解，有著充實的內容，從空間、時間方麵都體現了較為寬闊的視野，作品語言流暢，氣勢充沛，既帶有排偶鋪張的特色，又近於口語，顯出一種清新平易的風格。這篇作品對唐宋以後的文賦有一定的影響。
其他如梁竦的《悼騷賦》，班彪的《覽海賦》《冀州賦》，馮衍的《楊節賦》，杜篤的《首陽山賦》《書賦》《祓禊賦》等，從題目即可看出，山海州邑、曆史傳說、民俗風物以至文化用品，都在題材範圍之內，而傷離感亂及適應世變，是其基本主題。即如《書賦》，乃是一首描寫古代書籍裝幀的賦作，言其外形“載方巨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同時借以言做人：“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表現出在一個動蕩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文士的心態。
繼之而起的班固、傅毅、崔駰、班昭等，主要生活在明帝、章帝時代。傅毅《洛都賦》、班固的《兩都賦》是針對杜篤的《論都賦》，對朝廷決策的注解，故《文選》李善注在《兩都賦》題下注雲：“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兩都賦》創作上表現了一定的創造性。其結構學《子虛》《上林》，兩篇既可獨立成篇，又有聯係，合在一起才完整地表現了主題。但因為有針對性，故題材都不限於田獵，有同傅毅《洛陽賦》一比高低的意思。參趙逵夫《〈兩都賦〉的創作背景、體製及影響》，《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這兩篇賦描寫上既能放眼縱觀京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勝，也有層次地逐步集中到京城的宮苑建築、文物製度上；而具體描寫中又能選擇有代表性的建築群作細致刻畫。在上下兩部分的對比描寫中，既表現了東都的壯美宏麗，又貫穿了崇尚節儉的思想，措辭頗有分寸。語言上，一洗兩漢騁辭大賦鋪排虛誇的風氣，能在駢麗排偶之中，體現出跌宕疾徐的節奏。這些都反映出主要表現京都景象、帝王聲威的騁辭大賦，也由放手虛誇、追求聲勢、表現一種精神轉向實證地描述和曆史地、科學地評判。因而，作品的認識價值便大大增強。《兩都賦》作為東漢王朝建國初期的巨製，也應看作是漢代騁辭大賦的代表作之一。屬於這個方麵的作品，還有傅毅的《反都賦》（存殘句），崔駰的《反都賦》《大將軍臨洛觀賦》《大將軍西征賦》（均殘）。這也反映了東漢鼎盛時期賦在創作題材上的一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