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期詠物賦比較多，但大多散佚。從今天所存的篇目來看，題材範圍也很廣。馬融有《長笛賦》《圍棋賦》《樗蒲賦》《琴賦》。其《長笛賦》自言“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仲武簫、琴、笙頌”，唯笛無之，故聊賦以備數。此賦雖摹擬前人，但語言上有突出的特色：整齊之中有所交錯，幾種句式並用。特別是有的段落每句以“也”字煞尾，將經師的訓詁句式用於賦中，反而增加了抒情的意味，顯得簡潔而活潑。其《圍棋賦》寫下棋看子之法，以軍陣為喻，而又往往借以言人事世道，意在言外，也是別具一格。著名的楚辭學者王逸的《機賦》詠織機，描寫織機的結構情況。《西京雜記》卷一載漢昭帝之時巨鹿陳寶光之妻能織蒲桃錦、散花綾，“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王逸《機賦》同《西京雜記》此條同為我國紡織史上的重要文獻。
這一階段賦的創作在表現形式上有些新的探索。其中張衡之作較為突出。張衡的《髑髏賦》由《莊子·至樂》中一段化出，表現了作者對於政治的強烈反感與厭倦，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張衡又有《塚賦》，寫貴族經營陵墓的情形，描寫了墓壙的結構，有一定的認識作用。張衡的《歸田賦》實開漢代抒情小賦的先河，也以短小、清新和濃鬱的抒情味而受到人們的喜愛。
總的說來，東漢中期的賦家同西漢末、東漢初期的一樣，在摹擬的創作意識的籠罩下，盡量作創造的努力，有的作者也能跳出於藩籬之外（如王延壽）。張衡是最好摹擬的，但無論在題材上還是構思上也都有所探索與開拓。此時的騁辭大賦也基本上摒棄了以類堆砌、誇張失實的作風，描寫一求合於實際，二求能引起讀者的想象與聯想，做到材料真實與藝術剪裁的統一。《後漢書·張衡傳》言張衡作《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應不隻是說苦思文字、鍛煉詞語，而主要在於考求故實，希望能真實展現其種種景致。京都大賦在東漢甚至至魏晉以後社會較安定的情況下仍有人寫，也有人願讀，以至於因抄錄者眾而“洛陽紙貴”，原因就在於它們翔實可信，有“京都導遊手冊”或“京都形勝說明”的作用，欲訪其地者可按圖訪古，不能至者借以了解，一定程度上已經改變了它的功能。
七
東漢末年先是宦官外戚爭奪權柄，輪流把持朝政，後來是宦官專權，同一些士族出身的官僚形成尖銳對立。由於宦官們缺乏最起碼的統治經驗，而又貪婪、凶狠，一般士人很自然地擁護較開明而且一定程度上能遏製和打擊宦官勢力的正直官僚。由此而引起朝廷兩次大興刑獄，禁錮黨人。社會各方麵矛盾極端尖銳化。與這種情況相應，漢賦也發生了較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