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這段時間沒有鴻篇巨製的騁辭大賦，賦的篇幅普遍變小。今存可歸入宮室宴樂一類的作品唯邊讓《章華台賦》，而這篇作品不是鋪敘漢室帝王將相的宮室排場，而是借曆史上的人物來表達對當時最高統治者的評價，談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賦中極敘楚靈王之耽於歌舞淫樂。末尾寫因為伍舉的勸諫，“惘焉若酲”，“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將超世而作理，焉沉湎於此歡！”但曆史上的楚靈王暴虐而愚蠢，剛愎自用，後來眾叛親離，其子被誅，身不能歸都城，自縊於外。邊讓此賦實際上是說，即有如伍舉之能言敢諫，欲使如桓靈之君悔悟，也隻是空想。表現了當時人們對漢王朝已完全失去信心。這篇賦不長，它是騁辭大賦在東漢末年脫胎換骨、另找出路的結果。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從外到內，由前到後，從整體到局部，依遊覽所見層層寫去，對樓的布局、結構，在樓上向外眺望及在樓內依次所見，以至牆上壁畫，都有細致、生動的描繪，完全不同於東漢中期以前宮苑賦細線條的鋪陳描寫，有很高的文化史價值。靈帝之時，在宦官們的把持下創立鴻都門學，收買了一些文人，以書畫、辭賦、小說為務，以與正直知識分子相對抗，企圖借以抵消清議與對貪官敗政的抨擊，分化士人集團。但這些人編造的脫離現實，甚至違背曆史的文化垃圾沒有一篇留下來，連題目也為曆史的長河滌蕩無存。可見客觀的社會現實對辭賦創作的強烈製約作用。漢代的騁辭大賦，到此時隨著漢王朝的氣數便壽終正寢了。邊讓《章華台賦》正是對當時社會矛盾無比憂慮，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敗無比憤慨下的真情流露，隻是鑒於黨錮之禍後文人的心有餘悸，不敢直接指斥而已。
其次，產生了政治抒情賦，直接揭露社會的黑暗，表現出強烈的批判精神。最突出的代表作家是趙壹。他的《窮鳥賦》和《刺世疾邪賦》是在黨錮之禍以後所作。參趙逵夫《趙壹生平著作考》，《文學遺產》2003年第1期。《窮鳥賦》以比喻的手段，反映了東漢末年正直文人的危險處境和恐慌驚懼的心情。“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與《後漢書·黨錮列傳》所說“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及文獻所載一些著名士人被陷害受捕殺的情形一致。《刺世疾邪賦》是作者在長期腐敗政治的壓抑下迸發的呼喊。它不僅否定了當時的統治，也否定了整個漢王朝幾百年中的所謂聖明政治，以至於回顧春秋以來的曆史，認為當權者全部是“唯利己而自足”，而且是越來越荼毒酷烈。“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偃蹇反俗，立致咎殃”，這就是現實。賦中特別指出這種罪惡現象的原因是“實執政之匪賢”。具體的表現是：“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矛頭不僅指向宦官，而且指向皇帝。漢代同政治聯係密切的賦作，從宣揚漢王朝的強盛、歌頌漢天子的威嚴、“勸百諷一”的專門體裁而演變為如此深刻地揭露封建統治階級黑暗統治的武器，說明漢賦並不是完全脫離實際、脫離現實的；固然每個時代都有些摹擬、消遣的作品，但站在時代前頭的作家，始終在把握著時代的脈搏，反映著自己對生活的感受與看法；即便一些有意摹仿前人之作，也不自覺地反映了時代的基本色調。蔡邕《述行賦》中說：“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似乎即由上引後幾句而來。作者在揭露之中，也流露出沉痛的心情。
再次，傳統的儒家思想失去對作家思想控製作用，不少賦表現情感更為直率真切，再不考慮如何扭曲而納入儒家思想的規範。如蔡邕的《青衣賦》寫一個地位低下的女子，作者在對她的外貌、行動、氣質的描述中，寄以深厚的感情。不僅如此，還說她“宜作夫人，為眾女師”。結尾竟然說：“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思爾念爾，惄焉且饑。”這種思想既有背於當時尊卑不逾之禮法，也不合於一般所謂正人君子持正養德的準則，然而作者直言不諱，無所顧忌。他的《檢逸賦》與之相類，其中說：“情罔寫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書騁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靈。”這都是以前文人所不敢道的。其《協初婚賦》已殘。有的書錄題奪“婚”字，有的誤“初”為“和”，以二字隸書形體相近故也。參趙逵夫《漢晉賦管窺》，《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寫新婚之夜，描寫更為大膽。張超寫了一篇《誚青衣賦》專門指斥蔡邕，並感歎“何德之衰”。然而從魏晉嵇康、阮籍以後文人不拘禮法的作風看，這實在預示了一種時代的潮流，盡管有個別人想阻攔，也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