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題材方麵，更為廣泛、豐富，可以說是大呈異彩。如王延壽《夢賦》借夢以抒情，與張衡《髑髏賦》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孫賦》借猴以喻意，嘲諷輕黠小人，很可深味。兩賦均構思奇特新穎，為漢賦佳作。再如廉品的《大儺賦》，劉琬的《神龍賦》《馬賦》等，也皆前人未寫過的題材。蔡邕的《筆賦》同東漢初杜篤的《書賦》為漢代僅有的兩篇以文具類為題材之作。鄭玄的《相風賦》則是一篇具有科技史意義的賦作。
東漢末年詠物之賦中，有不少是消遣之作，有的甚至是遊戲文字，但是，也不乏借以抒情、意在言外的佳作。如禰衡的《鸚鵡賦》便是長久傳誦的名篇。蔡邕的《蟬賦》《彈棋賦》，雖為詠物，實際上也是抒情寄意之作。如《蟬賦》雲：“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複長鳴而揚音。”似當身處逆境時自寬且以明誌之作。《彈棋賦》雲：“乘色行巧，據險用智”，似亦非僅寫下棋。然當亂世、文士往往進退荊棘，故蔡邕終不免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東漢末年，賦風的轉變最大，作者也最多。除上麵提到者外，還有崔寔、張奐、邊韶、侯瑾、廉品、趙岐、劉琬、張紘等。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個個都是賦的多產作家，但本書將這六人歸於曹魏時代，故這裏不論及。
八
整個漢代二百二十多年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賦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發展、開拓和變化。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各種題材、內容及形式在不同的時代互有消長，顯示了作者的探索與思考。如西漢以寫宮苑遊獵及詠物頌功之作為主流，而東漢以抒發個人情懷及感物喻誌之作為主流；武、宣之世騁辭大賦定於一尊，但到後來逐漸低落，至東漢末年則漸時消歇等等。二是各種題材的作品和各種形式本身也發生一些發展變化。從內容上來說，進獻之作的諷刺意義越來越明顯，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主的騷賦同社會現實結合產生了述行賦；抒情小賦發展到東漢產生了政治抒情賦等等。
由於一些優秀作家及一些典範性作品影響的強烈，漢賦的內容、題材同各種形式之間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聯係。西漢宣帝以後，賦家一方麵要利用這種聯係增加作品的韻味和感染力，使它們帶上一種與生俱來的感情基調；一方麵，他們又企圖打破這種固定的聯係，開拓新的題材，生發出新的表現形式。盡管各個階段上“因”與“革”互有消長，但一直貫穿著整個漢賦發展的曆史。不僅這樣，同一作家的作品有的表現出明顯的因襲、摹擬的毛病，有的則表現出突出的創造性。事實上，不僅“革”是一種探索，“因”也是一種試驗與探索。因為繼承什麼，摒棄什麼，這要通過作家的思考與選擇，有一個文學素養和鑒識力的問題，而且，成功的創新，都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的，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完全變為另外的東西，不至於失去讀者。所以王國維說：“最工之文學，非徒善創，亦且善因。”佛雛校輯《新訂〈人間詞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99頁。
弄清了從漢初到武帝時漢賦產生、發展直至奠定漢賦基礎的過程，再看以後漢賦發展演變的情況，就要容易得多。過去人們將漢賦的發展分作幾個階段。自然，從內容、主題方麵來說，每個階段都有些不同，但形式上來說，主要是量變，而不是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