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對漢賦發展的曆史劃分階段，似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從漢初至文景朝為發展期。這段時間賦的創作主要是繼承了《楚辭》與四言詩，戰國縱橫家們對文賦的影響也較為突出，還沒有形成漢代有代表性的騁辭大賦。
（二）武、宣時代為興盛期，漢賦的各種體式在武帝時已經形成，宣帝之時保持了創作的繁榮。宣帝朝有的作品已有了摹擬的痕跡，但總的說來，武、宣時代是代表漢賦特色的文賦、特別是騁辭大賦內容與形式結合最好之時。大漢王朝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巨麗為美的審美特征，鋪排誇張的語言風格，都與賦的內容相一致，從而形成在相當長時間中縈繞在賦家心頭的漢賦之魂，使無數作者在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去模仿它，追求它的效果，尋找它的精神。它的深厚華美，宏偉正大，像盛唐詩歌一樣，都是特定曆史時代的產物，後人不可能重新創造或摹擬得到。
（三）從西漢元、成之世到東漢中期，是持續期。賦創作的繁榮基本上持續著，有摹擬，也有發展和局部的創造。主要的變化是虛誇因素減少，寫實成分增多；騁辭大賦減少，抒情小賦增多；騁辭大賦逐漸由勸百諷一向諷諫、批評方麵轉變；詠物賦逐漸由描繪性向感物寄意方麵發展。
（四）東漢末年為轉變期。騁辭大賦漸時消歇，抒情小賦占了主導地位，賦在思想內容方麵顯露了突出的揭露與批判性。
上麵的概述，主要著眼於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希望盡量能概括出各個時期賦作的特色與成就。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談到因襲摹擬的現象。漢賦中有三種較特殊的形式，曆朝被摹擬，幾乎自成體係。
除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文賦中“七體”、“設論”兩種特殊體式之外，騷賦中摹擬《楚辭·九章》中作品，《楚辭·九章》中有七篇為屈原所著，《惜往日》《悲回風》二篇為屈原之後淮楚作家所著，參趙逵夫《〈楚辭〉中提到的幾個人物與班固、劉勰對屈原的批評》，刊於《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收入《屈原與他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在漢代也形成一種係列：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朱熹《楚辭辯證·晁錄》雲：“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並在其《楚辭集注》中刪而不錄。故本文也未曾提及。
但無論怎樣，漢賦畢竟是我國描寫文學與抒情文學在持續四百年中探索與創造中產生的藝術成果，標誌著我國韻文文學在《詩經》《楚辭》之後又一大的開拓與發展。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有更多的文人作家投入其中，精心構思，修辭飾句，盡量發揮個人的才華，也注意挖掘漢語潛在的表現功能。所以，它不僅開辟了魏晉南北朝賦發展的廣闊道路，在語言運用上的經驗也為駢文和南北朝以後近體詩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漢賦同魏晉南北朝賦比起來，題材廣泛，體現著作者從不同角度上對社會各個方麵的觀察，更具有文化史的意義；而魏晉南北朝賦則著重於作者在不同境況、不同遭遇、不同心理狀態下情緒、情感的反映，更具有心靈史的意義。可以說，漢賦同繼之而起的魏晉南北朝賦各有千秋，未易軒輊。古人以漢賦為之代表，認為水平最高，今人多以為魏晉南北朝時代賦才真正在藝術上成熟，均未為的論。但賦在戰國末期產生之後，在漢代迅速達到繁榮，各種體式都達到完善，又開拓了十分廣泛的題材範圍，既表現了大漢王朝的時代精神，表現了漢王朝的盛衰過程，也從各個方麵反映了社會的麵貌與各方麵矛盾，對後代詩歌、散文以至小說、戲曲都有一定影響，無論如何是彪炳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