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年輕時卻不知道世界上無處不是高尚與卑汙同在，光明與黑暗並存，記不起是哪位哲人說過的話了，“文學是我的理想國”，在那樣一個純粹小市民的氛圍裏，我並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於是，書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現實的去處。這也是我在上海淮海路的一間中學，讀到了高中二年級，因為參加進步學生運動，無法讀到畢業，便選擇報考到南京去讀戲劇編劇專業的動機，這是1949年的事情了。人，雖然對自己的前途無法把握，但對於自己最終走上了哪條路，還是有軌跡可尋的。
這就要感謝在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年代，有許許多多可看的書；也感謝那個年代裏，竟然沒有許許多多“敬惜字紙”的勸善者，諄諄教導你應看什麼書，和不應看什麼書；即或有這樣好為人師者，還有既可以聽信和依從，做一個乖孩子，也可以當作放屁，不予置理，願怎樣就怎樣的選擇權利。
那時，在這座國立的戲劇專科學校裏，已是風雨飄搖，人心思變，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亞和易卜生了。這或許是我至今想寫戲而寫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說中殘留某些戲劇化弊端的根由。人容易定型，文也容易定型。文學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樣，說改也難。另外，一個作家應該明白你的讀者的口味。你為你的讀者寫，隻要他們看你的書，買你的書，就行了唄！又何必一波一波地追風逐浪做弄潮兒呢？當然，這有點護短，但文無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麼規範和潮流呢？我覺得這樣寫得舒服，寫得痛快，別人說長道短，幹嗎要往心裏去呢？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說我作品好就好，一個人說我作品壞就壞的。即使所有的“評論家”都對我搖頭，我也抱無所謂的態度。寫文章本來不易，還要抬頭看這看那的臉色，實在太累。再說二十多歲時，為寫小說鬧到離死隻有一步之遙，命都差點送了；現在，年過花甲，還有必要在乎別人說這說那？
隨後，南京解放，我就到了北京的華大三部，到了很快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研究部。接著我調到天津鐵路局文工團工作。是創作人員，很慚愧，其實我什麼也沒寫過。
雖然，我很想寫，但在文學這條狹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並不容易。1954年我從朝鮮回國，到1957年在中國鐵路總工會宣傳部工作的這段時間，正好趕上那也許是中國文學上的一個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總是匆匆來，又匆匆去的。在這個文學春天的尾巴，腥風惡雨的1957年間，我終於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先是寄去了兩三個短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很快，收到回信，我就到那時在北京市東城區的小羊賓胡同裏，一座有影壁的四合院裏的編輯部去談談。談的結果，就是《改選》，他們說這篇最好，先發它，於是，我一生的全部災難，就從這篇小說開始了。
幸也文，走上文學之路；不幸也文，飽嚐二十多年的苦難。
一篇短篇小說，一篇被認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說。過了幾十年後，它被當作“重放的鮮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賴對於我作品的任何判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好和壞，除去自我感覺良好者外，作家自己心裏是最有數的。
說真的，事後回想1957年，命運要跟一個人開起玩笑來，那往往是相當殘酷的。一切都那麼順暢，幾乎毫無周折就寫出來，就發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當然，也因此一下子為這篇小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想不到從此跌進了人生低穀，竟會度過長達二十幾年之久的艱難歲月。
所以，“文”這個字，並不總是美好的。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
對了解的人說這些，已無必要，對不了解的人說這些，也未必能生發出切膚之痛。個中滋味，非當事人也難體會。但不少同輩作家嘔心瀝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曆史和文學的區別，大概就是在於前者把痛苦擠幹淨了，而後者則不然，這也許是文學生命力的所在。因此，個別賣乖者的嘴臉，實在夠齷齪的，而大談苦經，給自己撈什麼資本，也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