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成“右派”後，一直隨著鐵路新線工程部門流動，過著輾轉南北不安定的生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熱，冬之冷，加上比這一切總和還要苦痛的人間滋味，全領受個遍。
有時候，我非常後悔寫那篇構禍的短篇小說。有時候，我看到別的人並不因寫什麼東西而同樣永劫不複，隻要這個世界上存在有小人，即使你一個字不寫也照樣謀算你，想想，也就不再懊惱了。無論如何，這篇小說是奠定我文學自信心的基石。一個人，在創作的途程中，若無自信，大概隻能任人俯仰，頂多寫出和別人差不多的作品。若無自審，便會膨脹，跟著，大概也就寫不出超過別人的作品。因此，信心是第一位的，特別在剛剛起步的階段。
記得在1957年和以後對《改選》的咒罵聲中，有一位獲得過斯大林獎的資深作家也參與了鼓噪的行列，實在讓我對前輩作家的尊重感情打了很大的折扣。在初學寫作者心目中，這些頭頂上有光環的人物，即表現出那麼一副討好當局的可恥嘴臉，令人齒冷。這位大人物，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隱含的敵意》的批判文章，對準了當時才二十幾歲的小青年，一下子把我置之於死地。
所以，我發誓，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夠成為作家的話，一定要對年輕人寬容，“獎掖後進”這四個字不敢當，如果能給青年作家幫一點忙，絕不吝惜氣力。允許年輕人東碰西碰，不一定都要當媽媽的乖寶貝。誰學起步不摔兩跤呢？這也是我1986年接手當《小說選刊》主編的一段內心隱情。
從1979年開始，便是中國文學的新時期了。
這一年，平反，我回到中國鐵路文工團任創作員，在此之前，“文革”結束，我就燃起寫作的欲望，寫成了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但返回文壇的第一篇作品，卻又是一篇短篇小說《月食》，說來巧合，也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光陰荏苒，距離《改選》，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
嗟夫！若時光能倒轉，該多好！
也許因為文學更接近了文學，也許因為那是整整窒息了十年，甚至還要長得多的文學空白期過後，人們需要文學，因此我和我的同輩人的作品，如此蒙受廣大讀者的青睞也有些意外。看到自己作品的反響，當然是一種欣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有讀者饑不擇食的因素，那就是不清醒了。我常想：文學的轟動和冷落，並不完全與作品自身價值相吻合的。那引起洛陽紙貴的左思《三都賦》，現今又有幾個捧讀呢？人為地抬愛也好，故意地貶低也好，都無傷文學之大雅。
文學就是文學，它可以一時被人這樣扭過來，一時被人那樣擰過去，但曆史將證明，文學，最終還是要遵循它自身規律前進的。好的，留存下來了；不好的，塵封起來，再也無人問津。
所謂好，又談何容易？努力吧！有一條，不寫那些讓人感到惡心的作品，大概可以做到。所以，能寫，則寫之，不能寫，則不寫之。無期求，盡綿薄，若讀者賞眼，大概還會寫一些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的作品。這便是1990年《小說選刊》被停掉以後的我，在中國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的現狀。
僅此而已，真沒有什麼可說的。
2.守著這個“文”字
崔道怡
“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們所拿不走的，正是這些我擁有的唯一財富，使得我有勇氣麵對一切。
——李國文
《改選》之前
老郝死了！
他是靜靜地在人群的聲浪裏死去的。
全場沉靜下來，靜得連窗簾簌簌的飄響都聽得見，寒風帶來了春的氣息……
這是李國文的處女作、成名作同時又是致禍作、傳世作短篇小說《改選》的結尾。
四十年前，我是《改選》的第一個讀者。那時，我剛從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被分配到《人民文學》雜誌社當見習編輯。承蒙領導器重，讓我初審京、津、華北地區自然來稿。所謂初審，就是要披沙揀金，從數以萬計的自然來稿中選出那概率為萬分之一的可用之作來。半年多的時間裏，我退掉了大量稿件，還沒能夠選出一篇我滿意的可用之作。也許因我口味偏高，在大學裏讀的多是古典和現代足堪傳世的篇章，當代小說即便知名也看得不多，所以一般習作很難引我矚目。就在無奈之時，眼前豁然一亮，我看到了李國文的作品。
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嚴謹的字體：橫平豎直，方正工整，仿佛是在刻寫蠟版；更改之處，並不塗抹，而是另剪稿紙方格貼補起來。我頭一次見到初學寫作者對自己的勞作這般認真自重，且勤懇自信。他是把五個短篇小說一塊兒投寄過來的，猜想他已修煉多年，而今就要正式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