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過去了。我始終難以把批判文章所指斥的右派與毒草跟其本人和作品對上號。李清泉是來自延安魯藝的老革命，前不久還代表黨組織找我談話，動員我這個共青團員積極投身整風運動的，怎麼忽然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李國文隻比我大四歲，也該算紅旗下長大的新一代，還曾受過抗美援朝戰火的洗禮，他怎麼一下子就成了攻擊黨攻擊新社會的反革命分子？在我心目中，他們的言行，非但沒有任何反黨或攻擊新社會的主觀意願和客觀效果，而且正是毛澤東同誌所倡導也是人民群眾所期望的忠誠黨的事業勤懇有加的社會中堅，為新社會能更美好坦誠無忌的誌士仁人。他們被強行扣上右派帽子的共同罪狀，是創作和刊發了小說《改選》。而《改選》，僅從社會功利政治效應來看，不恰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界定的“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製”等標準的香花嗎？
20世紀50年代天翻地覆，中國開始嶄新世紀。當此曆史轉折時刻，滿目瘡痍的社會機體亟待恢複與充實元氣。元氣之根本在於人，在於能將自己奉獻社會之人。而有些人，掌權之後，視社會為私有，滋長權欲惡性腫瘤，並派生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種種贅疣。這才是那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破壞或者削弱民主集中製的毒草。無論26歲的李國文在構思《改選》時是否清醒明確這一篇小說的主題，實際上他是在內心深處呼喚著對人、對好人、對人民也就是對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決定性、能動性、創造性生產力的嗬護珍重。他的呼喚是真摯的、熾烈的、急切的，當然，首先，是藝術的。正因為是藝術的，他要提煉，要集中，要典型。他的筆下激情洋溢，流露著對“樣板”心計與勢力的鄙薄憎惡，對老郝處境與遭遇的憐愛疼惜，以至采用看似極端、類似屍諫的方式結局，不如此不足以發聵振聾、駭俗驚世。
文無定法，詩無達詁。有什麼樣的作者，就有什麼樣的創造，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的心得。但有一個大前提，無論什麼人也擺脫不掉的，那就是曆史的烙印。一個時代一季風，解放和發展以人為核心的社會生產力，應該成為新中國創業之初的當務之急。於是凡有藝術良知的文學家，不管自覺與否，隻要直麵人生，都會把這種曆史的需求引進自己的作品。那麼反對官僚主義等等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腐敗弊病，就成為了那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大背景和總的主題。讀者對這一類作品的反響也就會最強烈。其中，在藝術上達到了小說創作高峰境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強烈反響者，首推1956年9月號《人民文學》刊出的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向這一類作品揮舞大棒的事態，同時已見端倪。幸虧當時毛澤東對該作尚予首肯，王蒙暫得庇蔭。半年多後嶄露頭角的李國文則無此幸運，盡管《改選》同樣真實、深切、意韻雋永、情致感人，因它撞在了曆史曲折的轉捩點上，麵世之日當即便被打下深淵。
那是一個要求文學直接服務政治而實質上隻求一時功利不要藝術真實的年代，這就難說能有什麼真正的文學評論了。可歎一些《人民文學》的編者和讀者未免愚鈍，乃至政治風雨鋪天蓋地之時，還在那評論上做文章。《改選》發表一個月後，鏟除毒草的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人民文學》迫於形勢，不得不刊出了《讀者中來》。然而那位從讀者中來的工會工作者，對《改選》的意見卻是這樣的：“無可否認，官僚主義的工會主席在現實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選》中的更壞。作家有權利拿起犀利的筆，創造出生動的形象來刺一下這些官僚主義者和揭露批判這些工作中的缺點。能夠擊中要害，刺得狠點兒也完全應該。”但他覺得這篇小說不甚成功，那位“威風而又渺小的主席，這樣一個‘扶搖直上’的人物，除了他個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環境應該也是個重要的因素，而作者對這一點卻絕少敘述”。他的來信最後表示：“我知道一個人走上文學創造道路的艱難和可貴，我的主觀願望是希望作者能有個良好的正確的開始。”如此說來，若要“成功”，還需加大力度，對官僚主義者“所在的環境”進行更多的揭露，這豈不跟當時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馳麼！
於是，另有權威通過另外的報刊來批判了。起先，他們想在作者身份上找到缺口，沒有看《編後記》，便猜測這個李國文很可能是某一位老作家的化名。反擊右派先抓大頭，若《改選》確係老作家的化名作，則其“別有用心”就是無疑的了。豈料猜測隻能證明李國文真個出手不凡，他在思想的磨礪與藝術的修養上果然少年老成，已經煉得相當圓熟了。這一點倒跟我讀這組小說的朦朧感覺“不謀而合”，當時曾聯想到諸名家，依稀似有契訶夫、歐·亨利以及魯迅等人作品風韻。但而今要反右，反躬自省，調整思路，隻好這麼想：這些名家都出名於舊社會裏，那套路數到新社會便行不通，甚而就連我們的民族魂魯迅先生，若遭遇反右派擴大化，恐怕也將難逃此劫。這麼一想，便又覺得那位“權威”卻也不易。他畢竟懂藝術，在藝術上他感到是否定不掉《改選》的，因而隻有援引藝術愈高明思想愈反動的邏輯，指斥《改選》在思想上“隱含敵意”。對於一位年輕的業餘的作者，對於那個按比例抓右派的單位，這個“罪狀”足以置人於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