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還不夠。反右派擴大化指向，並非僅限於幾位業餘作者，而是波及一大批有知有識有才有誌之士，包括當時主持《人民文學》的一些編者和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國文隻是這總體中的最後一名，他倒黴就倒在藝術的出類拔萃和際遇的恰逢其時，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後又被專題討伐。1958年9月號《人民文學》，發出一篇署名“馬前卒”的《一株攻擊黨的領導的毒草》，終於把批判上到了“綱”上。該文首先指出，以前的批判“以為《改選》塑造人物形象不真實”，“描寫工會選舉不合事實”等等，未能擊中要害。在他看來，恰恰相反，《改選》的人物與故事都很真實，唯其真實才體現出作者的意圖。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作者是要告訴我們：‘你們瞧吧，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廠和工會，一個關心群眾疾苦、有廣泛的群眾聯係，並且得到群眾愛戴的黨員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種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級，專拿運動來整人，自己做錯了事把責任推給別人的黨的領導者的打擊和排擠。這樣，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還有活路嗎？老郝隻有死去了。’——難道作者的反動的創作企圖不正是這樣嗎？”“作者在這一篇小說裏，塑造了一個擁有廣大群眾的黨員老工人的形象，處處和所謂的“‘官僚主義者’鬧對立”，“盡量醜化工會主席”。這是“用精心的結構和經過仔細推敲的語言，來裝扮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來，不是誰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創作企圖的”。“我們讀了這篇小說後，可以肯定地說，這隻有是反革命分子才會這樣來看待我們的工會領導和工會工作，才會這樣仇恨我們黨領導的各項運動的”。
四十年後我之所以舊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驚人妙語，也不僅隻向今日的讀者介紹李國文一個人的遭遇，還希望能通過這一段傷心的回憶，有助於人們更清醒地認識曆史、正視現實。想當年反右擴大化，有多少人出於這樣或那樣莫須有的原因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在《人民文學》上，隻因一個短篇就被打成右派者，唯有李國文一人。如果那時未曾推出《改選》，或者先發出的是那篇歌頌性的《鄰居》，也許他不會有這遭遇？恐也未必。因為李國文寫小說是公開的，劃右派有比例是規定的，那就難保不會打到他頭上了。即便先推《鄰居》，作為《人民文學》頭條，也將首當其衝。若按照“馬前卒”的邏輯，在李國文筆下，“一顆心盡惦著別人”的好人，被故意安排為當不上人民代表，而且寫成並未得見其人，也“可以肯定地說”，這是誣蔑我們選舉漏掉好人，影射我們眼裏沒有好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更何況這一名馬前卒，這一回的確是擊中了“要害”的。
正是這樣，《改選》所顯示的思想感受，愛憎分明。李國文歌頌、呼籲、珍惜的是“關心群眾疾苦、有廣泛的群眾聯係、並且得到群眾愛戴的黨員老工人”，暴露、嘲諷、貶斥的是“那種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級，專拿運動來整人，自己做錯了事把責任推給別人的黨的領導者”。馬前卒說這就是作者的創作意圖，所言不謬。隻是他所運用的手段和所得出的結論，大謬不然。他把工會主席就當作黨的領導，豈不未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級”麼？他以醜化工會主席為由判定李國文為“反革命”分子，豈不正是“專拿運動來整人”麼？“馬前卒”沒想到，他的批判實際恰如毛澤東常比喻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改選》的命運，又恰好證實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的預言：“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