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二十二年不正確的處理，《改選》作為“重放的鮮花”取得了她正確的位置。這之後，原曾打算繼《改選》後“成組發出”的另外幾篇，才得初次問世。《改選》等1957年所寫七個短篇，跟1980年以獲獎作《月食》領銜的八個短篇一起，於1982年結集出版，名為《第一杯苦酒》。其中，《第一杯苦酒》亦即《初戀》。《初戀》改名，一語雙關，既更切合該篇題旨，又透露出這本選集的特殊滋味。正如該集之序所言：“李國文同誌的集子，固展示了他從事創作以來的勞績，他的才華，他對生活的理解，卻也留下了文禍黑黑的印痕。”“從《改選》到《月食》，年代標誌是1957到1980年，前者是致禍之作，後者是獲獎之作，悲喜融彙，不免令人有點滄桑之慨。中間這二十二年眼睜睜都被埋葬掉了！”為這本別有意義的選集作序的，自然是當年“互為致禍之出”的難友李清泉，他引述1979年有人為《改選》鳴不平時發表的見解：“現在回想，這短篇實在是一個天才的預告。‘樣板’這個詞可以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成為一根棍棒，起殺人的凶惡作用。曆史輝煌地、毫不走樣地證實了這個預告。”而後剴切地指出：“若論它的社會意義，我認為卻不在於‘天才的預告’。像《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被列為‘毒草’的作品一樣，其基本之點，在於揭示了我們在當時還萌發未久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狀況。”“《改選》作為作者二十多歲時的出手之作，至今讀來也是無愧的。隻是許多年來，官僚主義積習日深，現在的事情更其複雜了，不是彼時的《改選》所概括得了的。”
李清泉同誌十六年前所說的話，今天看來倒確實是一個“天才的預告”。“現在的事情更其複雜了”，有些早已不是“官僚主義”概括得了的。甚而首善之區個別黨的領導，不是墮落成為罪犯了嗎？權欲之痛迅猛擴散，幾近形成無官不僚。乃至有些廁所所長，也要利用手中屁大之權，以一己之方便為尺度，予奪群眾屎尿之事的方便與否。相比之下，《改選》的結局，就很理想了：“按照工會法的規定，改選是在超過人數三分之二的會員中進行的。這次選舉是有效的。”那位工會主席最終畢竟因應世情，公開承認：“這個會開得成功，這是一次發揚民主的樣板……”
“樣板”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根棍棒”，根源在於文化領域缺乏民主。文化專製達到獨裁，終至釀成“文革”浩劫，“樣板”作為“四人幫”手中的一根權杖，遂“起殺人的凶惡作用”。幸喜曆史進入新的時期，民主逐漸緩過氣來。而若真個發揚民主，還要看能不能按章程選舉出老郝那樣的大好人來。從這一方位諦聽，四十年前“改選”之心，至今仍在怦然跳動。
《月食》之後
黑影開始浸入了那晶瑩玉潔的月亮，頓時間，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點一刻，雖然有點雲彩遮住，月亮開始擺脫那些黑影。
八點半鍾，一輪更加明淨，更加皎潔，更加嬌俏動人的月亮，懸在半天。似水的月光，瀉滿了整個大地，整個山林……
這是李國文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月食》結尾。
太行山的那次月食，曆時不過兩個鍾點，李國文所經受的“日全食”，長達二十二年。這二十二年是怎麼熬過來的？他至今未曾向人傾訴，我隻能從旁暗自推測。
1986年李國文出任《小說選刊》主編，邀請各地期刊編輯旅遊。同行者都興致勃勃登峨眉山，他卻穩坐山下賓館不為所動。我是個旅遊愛好者，對他這種淡然態度大惑不解。為了促這位仁者與我同去樂山，我曾故意用話激他，身為文人豈能麵對名山大川不屑一顧！請問你那《月食》裏的太行山是怎麼寫出來的？他淡然婉謝說：“勞改期間早已鑽夠了山，山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大半。”這使我聯想到他的小傳，多年勞改隻化作了一句交代：“長期在鐵路戰線工地勞動。”那小傳又使我曾聯想自己在幹校時的勞動體驗——頭頂烈日腳陷水田，弓身插秧，腰痛難耐。軍宣隊長田埂監視，厲聲訓斥：不許直腰！正宗“五七戰士”處境尚且如此，1957年右派的勞改之苦可想而知。後來聽到名人趣聞，說李國文來到了黃山腳下卻不上去！我便默然，不覺有趣，反而心裏生些酸楚。
但李國文在那不幸的二十二年裏，所受痛苦不僅在於皮肉。一次給初學作者講課，他曾透露：“《改選》八千多字，二十二年七千多天，每一個字幾乎付出了一天的痛苦代價。現在提起來似乎輕快，當時卻是異常痛苦的。一些人整起人來很惡，尤其整五類分子製度全麵，工地食堂豎個牌子，標明‘右派分子李國文吃飯處’，眾目睽睽之下在那兒吃飯，那滋味比挨打還難受。”可見他是屬於那一類硬骨頭文人，心靈高貴重於生命，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寫此稿前我剛參觀山東臨淄一處景點：孔子聞韶處。傳說當年孔子就在此處聞韶從而三月不知肉味，於是古人因之立碑。不禁聯想倘使“李國文吃飯處”那塊牌子還在，或能為這一類曆史之淚留個印痕，是不是也可以算一處借古鑒今的人文景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