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這回《如此這般》，他略加簡要剖白：“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熱，冬之冷，加上比這一切總和還要苦痛的人間滋味，全領受個遍。”“想到這些一生中最好的歲月，最精華的、最能幹出些事情的年代，就這樣被強製著虛度過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來。這也是我不大願意回過頭去看的緣故，也是在我的作品裏，不大願意把結痂的創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我明白了：“一個死過不止一次的人，他會津津樂道，像逮住一個有把的燒餅，說個沒完沒了嗎？”同時也明白了，為什麼有些人津津樂道，“當年本人曾被內定‘中右’”雲雲，沒完沒了訴說自己的“不幸”命運。原來國人世情大抵“鹹與維新”：何物時髦走俏，便都爭相效仿，從而使那正宗的淹沒其間，於是彼此不相上下，無所謂好，無所謂孬，也就統統一概拉倒。“如此這般”，夫複何言！
我卻要說，我更明白《月食》是如何寫出來的了。1979年李國文獲平反，《人民文學》又找到他，約請他寫一篇右派題材小說，讓人從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說這很難寫，因為別人多已寫過，他不願意跟任何人有所雷同。然而冤案起自《人民文學》，如今平反也須於此昭示。他還是應下來，但不寫右派受難，就從平反開篇：右派“伊汝”平反了，回到故鄉太行山，他要“尋找那些失去的東西”，“失去的東西”是什麼呢……顯然，從“伊汝”這人物，也能得窺作者身影。可是，李國文著意奉獻給讀者的，不是他自身的命運，而是“妞妞”“郭大娘”“心心”這些老百姓的心。她們是“右派”的“妻子、女兒、母親”，她們是養育了我們、珍惜著我們、對我們忠貞因而我們該永遠跟她們在一起、一心為她們做貢獻、一刻也不可疏離她們的偉大的、崇高的、至親的人民。
這題旨來自真實的生活。李國文獲改正，回工地遷戶口，“那天正巧趕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的艱難曆程，感慨係之。如今這些都過去了，似月食一樣黑了又亮了。對我這個人是如此，進一步想，對國家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於是恍然大悟，個人的恩怨在整個社會中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在鐵路工地勞改多年是流動性的，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老鄉，餓死在三年災荒歲月裏，全體中國人所承受的苦遠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點移到民族的災難、人民的災難上，努力和以前別人寫的不同。”（李國文《講講小說創作》）
這題旨來自赤誠之心靈。還是與李國文共患難的李清泉最了解他的心：“《月食》本身證明，把‘右派’的命運和人民的命運相聯係，立誌高遠，見識拔群；此外，還有不可小視之處，作者自己就是錯劃的右派，曆經人間艱辛，甘苦備嚐，屈辱難計，在以‘右派’伊汝為軸的《月食》裏，卻完全略去二十二年不寫，專寫他去尋求失掉的人民。作者倘若私念纏身，作品就難以擺脫個人的狹隘界限，就會借作品來宣泄私憤……可見從個人的局限中跳出來，用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觀察生活，是一個作家的關鍵課題，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文藝之精義所在。”（李清泉《第一杯苦酒序》）
或以為星移鬥轉、事過境遷，如今已是商品時代，還在大談什麼四十年前的《改選》、十八年前的《月食》，這有什麼實用價值？或以為我翻箱倒櫃、東摘西引，是想給作家寫傳，是要對作品評點？須知黃金有價玉無價，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從《改選》到《月食》，我敢肯定作者那時毫無商品意識，國文之文，為國立文，不是為賣錢的，化人生一瞬為傳世永恒，其藝術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而我隻是一名編輯，我的職責隻在先於讀者認識作家並把他們推介於世，無意也無力對之進行全麵理論研究。將來總會有人給李國文寫評傳的，我在這裏僅僅提供一些我所知的信息、表述一點我個人的心得，如此而已。
在我心目中，李國文是一位真正純粹的作家，卓爾不群的作家，學識淵博的作家，德高望重的作家，人如其文的作家。
真正純粹的作家，無不稟賦超凡素質，具有藝術創造的爆發力、耐久力、開拓力。其靈性、韌性、悟性，或許外在不顯、尋常不見，但當風雲際遇、水到渠成，便會如泉噴湧、百折不回、活力常新。李國文的爆發力如前所述，又因其閃現於轉捩點，已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樁奇案。耐久力可分為承受力與持續力兩大方麵，李國文的這兩方麵也都足以載入史冊。
四十年前流星一般耀眼升空旋即隱沒暗夜之中，此後他艱難裏可還曾涉足過險象環生的文學創作嗎？1962年“雙百”方針重現光明，《人民文學》接受任務：組織刊發一些“摘帽右派”的作品。實施過程中發現，許多打為右派的作家，雖然被迫擱筆，卻並未斷絕文思。他們戴著鐐銬跳舞，身姿依然不失藝術之美。刊物版麵又見王蒙等人，但沒有李國文。我不敢提出他，因我跟他已斷聯係，不知他的“帽子”是否摘掉。知道他1962年也曾發表過作品，則是1982年他成為作家協會會員之後了。不過，那一篇當年受著名的評論家頗讚賞的小說《銀花嫂》，發表時既未用本名，也未用化名（李國文從未用過筆名），而是用了他人真名。這是何苦來呢？隻能證明：中國文人那顆藝術創造之心，猶如關漢卿筆下的銅豌豆，是煮不熟、砸不爛的；使人想到“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棒打出孝子”“詩窮而後工”等等古訓和俗語。這件事“文革”中被揭發，多虧了那位評論家站得住，要不然李國文就得交代“是何居心”了。現在來看這件事，作為文學史上“右派”作家苦難曆程之例證，也可算是一樁奇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