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隊伍裏，我更是幸運者，因為還有不少作家，也像李國文這樣看待我。王蒙在1981年為我之《創作技巧談》作序時說：“許多人(包括我自己)提起崔道怡和《人民文學》的其他老編輯，都會有一種感謝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少人經他們的手立起來了，‘打響了’，然而，他們是不聲不響地默默地做著‘人梯’的工作。想到這裏，我眼裏、心裏都發熱。”如許深情，我從作家的心聲和眼神裏，領受多多。但有一件事，則是唯一的。四十年來，把我作為編輯最初寫給作家的信，保存至今並複印出來給我留念的，隻有李國文。這又是怎樣的情分，怎樣的緣分！正是這四封信，喚起我的萬千思緒，從而寫下這麼多這麼雜的回憶與感想，顯然不合“側影”寫法。而我覺得，這仍隻是從我的角度盡我的力度為李國文勾勒了幾個浮泛的側影。且又覺得，與側影同步，也該為諸名家的評傳積累下翔實的史料。否則，雖隻四十年，即便當事人，回憶難免也有出入。例如《如此這般》說，李國文先寄來兩三個短篇，是編輯部找他談過後才有的《改選》。還曾有見證人“寫真”說，李國文不是寄來而是把五六個短篇親自送到編輯部的。這樣說的效果，都將表明《改選》並非經我之手從自然來稿裏選拔出來的，這便不合事實。設想當初若不是編輯部因《改選》而轟動，恐怕未必要請作者來見麵的。李清泉的序言可作證：《改選》等篇“是在會見之前看了的”。我這些信，更是“證據”。1957年5月4日告以收見《初戀》的信寫道：“前五篇正在編輯部傳閱，這一篇也一定盡快看完。我們很希望能和你麵談一次，不知你什麼時候有時間？”5月10日的信，通知決定發表其稿，同時約定會麵時間，並且說明“若有公務在身，可憑此信請假”。我把這史實，告訴李國文，電話聽筒裏傳來他嗬嗬嗬的笑聲：“那是我記不清了，當然得以你的為準。可見有些紀實寫真，也不一定真實。曆史也不是都可信……”由此而生發的感慨，又該是他新的一篇小說或隨筆之一點意思了吧。
瞬間一閃之念，常成燎原之火，李國文便是此類靈性作家中之敏銳者。僅隻在這點上，他的麵容跟其才情似不吻合，而在骨子裏，人確如其文，相貌跟品德則極其吻合。他是名家係列中最平易近人的一個，厚道仁和絲毫未因名之增長而有所變化，一直沒有讓人感覺不自在的名人架子，沒有令人起雞皮疙瘩的名士派頭，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總是那麼一位笑眯眯樂嗬嗬的仁厚長者。
這一次李國文在他名字中的一個“文”字上做文章，說“那‘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擁有的唯一財富”，可以使他“有勇氣去麵對一切”。我想順其文意，補充幾句：真正的“文”字下麵，無不有一個真正的“人”字支撐著。人如其文，才是真正文人。李國文擁有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文”字。
守著這個“文”字，任它這樣那樣的人間“月食”，也一定會將更加皎潔、更加嬌俏動人的新月之光，瀉滿山林，瀉滿整個大地……
3.我的導師李國文
畢淑敏
國文老師麵有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