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總會有他特別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就像有最喜歡吃的飯和最愛看的顏色。我想這一定和血液的氣質有關，也許還有某種上古遺傳的密碼潛伏腦中，做著愛好的向導。
十幾年前，我是一個挑剔的文學愛好者。挑剔的特權，來自我還未動筆寫過任何一部作品，更不用提神聖地發表了。人在一無所知的時候，很有評點的膽量。比如不會踢足球的人，敢對著電視屏幕指責馬拉多納。如果他自己也到綠茵場上跑兩圈，就心平氣和多了。
那時首都劇場每周舉辦一次文學講座，當代璀璨的文學星鬥，依次在講台上同文學愛好者見麵，票價很便宜，隻要一塊錢。我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當所長，於是利用職權，將自己上夜班的時間調到講課日的前晚(所長這個官太小了，我沒辦法為自己找到從工作崗位溜出去的機會，好在可如此變通)，下了夜班之後，便能光明正大地利用休息時間，到東四去聽課。
輪到國文老師講課的那一天，正好夜裏搶救了病人，清晨頭腦昏眩，恨不得在地上拿個大頂，把全身血脈都灌進天靈蓋，使神經抖擻起來。上午又有幾件公務要辦，沒找到機會打盹。下午，更是頭痛如裹。聽課前，我暗自對自己說，今天就放鬆一把吧，聽得了就聽，聽不了就溜，絕不堅持。但國文老師一出場，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尊佛，心中立刻湧出親切穩定的感覺，便安靜地聽了下去。
記得國文老師說，寫作是沒有什麼訣竅可教的。如果你為名而寫，不妨去打掃天安門廣場，自帶掃帚簸箕，任勞任怨，不計報酬。這樣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有新聞記者來采訪你，你若是能說出些豪言壯語，被樹為典型，那出名的速度是遠在寫作之上的。
國文老師還說，你若是為利而寫作，那也基本上要收獲失望。單憑著寫作，其致富的概率微乎其微。有那工夫，不如到北京的繁華鬧市區，比如大柵欄，低著頭尋尋覓覓，碰巧撿個錢包，比爬格子的效益要合算。拿出寫作的時間去幹其他行當，其發財的希望燦爛多了。
國文老師還說到了他寫作長篇小說之前，所做的艱苦準備和稿子送出之後的焦急等待……
這些樸素詼諧的話，埋藏著一種深刻的人生感悟，穩定地進入了我的耳鼓，使我的精神猛烈而快意地振作起來。記得那天走下首都劇場的台階時，我抬頭看了看天，通常混濁的北方天空，顯出一種奇怪的景泰藍色。就在那一刻，我作出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決定——回家後，提筆寫一篇小說。
在這個瞬間之前，我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但在這之後，我試著做一個文學的操作者。我像孫悟空一般，分身跳上雲頭，仔細甚至苛刻地審視了地麵上的自己一番，立誌不是為了名和利，將為愛好而寫作。有人等著請國文老師簽名，我就退走了。我不喜歡簽名，不管是求人還是被求。特別是自打知道了有些求簽者在名人死後，將他生前的簽字拿去拍賣後，更覺得這事有些像不出本錢的資本投資，染了銅腥。如果尊敬一個人，就思考他的話，把這份敬意，放在心底最潔淨的地方，儲藏起來就是了。
1987年，我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小說《昆侖殤》。一天，丈夫說，從此你也該看看有關文學的報紙了，要不對整體狀況一無所知。他是軍人出身，對國家大事和報紙有經久不息的熱愛。我說，也不知道該看什麼報啊。他說，我到街上找找，有看上眼的買回來就是了。
他某天回家的時候，帶回一張《文藝報》。晚飯後，我刷碗，他坐在那裏先期瀏覽。讀著讀著，突然從沙發上跳起來說，快來看，這上麵有李國文先生鼓勵你的文章。說著，便念給我聽。
“我們常愛用‘出手不凡’這四個字來形容一篇新人新作，《昆侖殤》也給讀者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作者雖然寫了十年‘文革’中的異常絕頂荒謬、為執行副統帥的‘拉練’指示，一支野戰部隊通過雪線以上的生存禁區的故事。但作者並沒有執意去詛咒這荒唐年月的荒唐，更不是撫今追昔地在反思中顧念惆悵。作者雖為女性，但卻筆力剛健遒勁地努力表現革命軍人在這場人為的悲劇裏所表現出的人性的壯美，從指揮員到戰士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裏，心靈的高度淨化和升華，和人民軍隊那堅不可摧的素質與傳統，以及或許為作者親自體驗過的，在她筆下描繪出的她心目中的昆侖山。整個作品，給人留下悲壯的深刻印象……
“……讀了《昆侖殤》，才知道萬物絕跡的雪原上，竟也是變化萬千的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裏，生和死，愛和恨，崇高和卑微，光明與灰暗，又以那特定環境下的形式表現出來，一位作者第一次寫出這樣的作品，雖然難免稚嫩，但為之鼓勁，希望作者在此起點上，寫出更好的作品，也是評論的一個目的吧。”
我從小對表揚和批評都比較遲鈍，但這一次聽著聽著，被深深地感動了。那源泉不僅在於國文老師的鼓勵，更緣於這樣一位我所尊崇的老作家，那麼認真地讀了我的處女作，說出了我預設在文中的想法，我驚訝地體驗到了一種心靈共振的力量。還有文字傳遞感情的魔力，盡管我在使用上是那樣的不熟練，我好像初次走馬的馭手，在草原上忽而信馬由韁，忽而緊張踟躕，以為周圍是空曠無垠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一雙智慧的手繪製的地圖，將你已經行走的軌跡一一標出，並點明了你想抵達但剛剛起步、自以為是一個秘密的目的地。我在欽佩感激的同時，伴生出濃濃的驚訝和淡淡的敬畏。想到如果不繼續努力，愧對如此的關切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