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當然不同於上述兩種人，既不同於文人中的政客，也不同於混入文人隊伍的偽文人。他不想當官，因此不必為謀取某一位置而費盡心機，到處鑽營；他當然也不必為證明自己也是個文人而侈談文學。因此，他就活得很瀟灑，很自在。他是個作家，就像一個真正的作家那樣活著，他用不著看誰的臉色，也不必顧左右而言他。更不必言必談《詩經》、楚辭、李白、杜甫，以表明自己懂文學，他談《三國演義》，他評《紅樓夢》，他著《莎士比亞傳》，是因為他正是這方麵的專家。因此，無論是評注，研究，還是作傳，都表現出一種新的水準，讓人耳目一新。我過去隻讀過他的小說，知道他是位出色的作家。待讀到他上述的一些著作後，方知他還是位學問淵博的學者，而且他談論三國、紅樓、莎翁，還全是水到渠成，無半點矯揉造作之態。這就更不簡單！此外，還讀到他一些雜文隨筆，談古論今，旁征博引，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知識之淵博，文筆之老到，創作心態之自由，讓人驚歎！至於他的老本行小說，讀了收在《跨世紀文叢》裏的《人生在世》裏的作品，無論是中篇《涅槃》《垃圾的故事》，還是那一組精粹的短篇《九叔》《八姐》《七弟》；無論是對生活的感悟和開掘，還是小說敘事藝術的創新，都到了一個新的境地。我常這樣想，如果沒有這七八年“失業”後的創作心態的自由，李國文是不可能具有這樣的創作活力和創作成就的！由此可見，正常的健康的創作心態對於一個作家的創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當然，這些年來國文兄創作上的保持活力和取得的成就還要歸功於後勤保障的優良。我的那位嫂夫人精心嗬護，提供大量的“精飼料”，使國文兄越來越成為一尊“彌勒佛”，隻可惜肚子越來越凸出，血壓也有點升高，可見“精飼料”也是要有所節製的！除了持續供應“精飼料”外，我那位嫂夫人還為國文兄備辦了諸多名牌服裝。前年我曾隨同國文兄出訪泰國，看到他從頭到腳，一身名牌，風度翩翩，簡直把諸多洋鬼子都比了下去。這一身名牌也常常使李國文更顯出幾分瀟灑勁來！
李國文被稱作文學界的一尊佛，王蒙說“我佛國文”，畢淑敏說“國文老師麵有佛相”，這種感覺都是準確的。李國文不僅有佛的體態，更有佛的心胸，他是以寬厚而著稱於文壇的。對於諸多青年作家，他是寬厚的長者。在他擔任《小說選刊》主編的幾年中和後來應聘擔任魯迅文學院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創作指導教師的幾年中，他發現和培育了許多青年作家，在他們身上澆灌他的心血。十年前，正是他從畢淑敏的處女作《昆侖殤》中發現了一位有潛力的青年作家，並鄭重地把她推薦給我，讓她進魯迅文學院學習。十年間，一棵文學幼苗終於長成一棵枝葉繁茂的樹木，這裏頭，有李國文的發現之功，也有他的培育之功，這方麵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他的寬厚還表現在對曾傷害過他的人的態度上。一般說，事情過去之後，他也是表示理解和寬容的。最近在電話裏他說到正在為一個人編的一套書寫序的事，我隨口說：“這個人不是曾經傷害過你嗎，怎麼還為他幹活呢？”他不假思索地說：“事情過去了，人家又求上門來，隻能寬容。”這又是一種寬厚！當然，國文也不是一個抹稀泥不講原則的老好人，對於社會上和文壇上的一些醜類和醜行，尤其是對那些善於鑽營和蠅營狗苟的人，他不僅深惡痛絕，而且嬉笑怒罵，隻要有機會，就踹他們一腳，或戳他們一槍，或罵他們一通。收在《罵人的藝術》集中的隨筆，有不少是這樣讀之令人痛快的文字。有一次，在作協的一個重要會議上，由於會議主持者違背他們製定的議事程序，準備搞點動作，國文拍案而起，憤然離席，最後以會議主持者放棄他們的主意把他請到會上而告終。凡此種種，又表明國文是一位疾惡如仇不拿原則做交易的人。無論是寬厚，還是疾惡如仇，嬉笑怒罵，不寬言一切醜人和醜行，也都表明國文活得本色，活得瀟灑。而這，正是一個真正的文人，一個真正的作家所需要的！
我同國文兄認識交往近二十載，我們之間有各種關係：讀者和作家，評論家與作家，編輯與作家，院方與外聘教授，等等，隨著工作性質的變化，就有一種新的關係，但有一種永遠不變的關係，那就是：朋友。我一向視國文為慈祥的長兄和威嚴的畏友。在我困難的時候，他一向關心支持我，並到處為我說話，給我溫暖和力量；但是當我翹尾巴或有什麼毛病時，他總是不留情麵地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給以嚴肅的批評或及時的提醒。他總是能一眼看穿我，在他麵前，我從來不敢掩飾，也不敢故弄玄虛。當然，我知道，他這種嚴厲甚至尖刻，是為了我好，我還是能接受他那調侃之中帶著嚴厲和尖刻的批評的。我想，這種長兄和畏友的關係是可以維持到我們生命的終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