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經寫過一篇《好心》，發表在1993年9月9日的天津《今晚報》上。文章不長，現抄錄在下麵：
這個聽來的故事，是我的朋友，作家梁曉聲給我講的。
他家住在兒影廠宿舍，一天，到北影廠去辦點事情。這兩家電影廠也就一牆之隔，沒有幾步路。但他在路上碰到一個行乞的婦女，還帶著一個可憐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錢。現在這些討飯的常常攔劫似的擋住你，或拉住衣服不撒手地要錢。我對這類人采取不理會，繞著走的政策。但曉聲，是個極具平民意識的作家。他不但是有太多的同情心的漢子，而且還是一個不怎麼會說“不”的敢於斷然拒絕什麼的人，於是，他被纏住不放了。
“給兩個錢吧！”
“可憐可憐俺們娘兒倆吧！”
“俺們餓了兩三天啦！”
在我們這個首善之區，經常有這類“強要飯的”橫行在街頭巷尾，實在是大煞風景，有礙觀瞻。政府也時不時地整頓，但遣送走了，不多久又會回來的。這類人就認為你應該施舍，應該給錢，不給，還會悻悻然地遭到不滿。這在任何城市裏都不算什麼稀奇的事，盡管是在首都，盡管不停地遣送，也難以絕跡。不過，即使那些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一等富國，也不能保證在地鐵站裏，在廣場上，沒有人向你伸出手來要錢的。想到這裏，人家並不在乎，並且發照，準許持證行乞，我們倒也用不著不好意思了。
曾經有人寫過關於我國各地丐幫的報告文學，好像是作家賈魯生吧。據說因為在城市裏行乞，比幹活還來錢，於是有一批要飯專業戶，長期駐紮在京城，要著要著，能要出萬元戶，要出小康之家呢！
梁曉聲根據他作家的判斷，相信這對追著他討錢的母女倆，不是那種很有專業經驗的要飯人，就給了她們一點錢，走了。等他從北影辦完事返回，仍舊在這條路上，又遇到了這對母女，縮頸斜肩，在那裏向行人苦苦討要。當時是春三月，還不怎麼暖和，見她們穿得也單薄了些，他動了惻隱之心。
“這樣吧，”他說，“我家裏還有些過時不穿的衣服，雖舊，可並不破，你們跟我回去，拿兩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風，有時挺峭厲的。但曉聲的心，卻是非常的熱。於是他的熱心，好心，善心，就給他製造了一場煩惱。
“謝謝您啦，謝謝您啦！”這也許是真的母女倆，但也不排除是臨時的組合搭配，以增加要飯效果而扮演母女的兩個人，自然跟隨著他，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了。
好在很近，就到了家，曉聲翻出幾件舊衣服送給她們。看到她們高高興興地下樓走了，就關上門，繼續寫他的東西了。這世界總得有點溫馨才行，雖然這些舊衣不值什麼，但看到她們那種愉悅的樣子，他也感到一點欣慰了。
沒想到，凳子還未坐熱，有人敲他家的門，打開門一看，還是這對母女。她們說，“剛才您老給衣服的時候，還有一條舊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給了吧！”
因為他太太焦丹上班去了，曉聲吃不準這條舊毛毯家裏還有沒有用，該不該給出去，他急於寫東西，也不想讓她們老是纏著，就做主送給她們了。“好好，給你們，快拿走吧！”
這是上午的事，沒想到，下午她們又來敲門了。
他萬萬沒料到，一開門，一大群要飯的圍在他家門口。那母女倆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業的人都招引來了，擠滿在樓道裏。前麵的，大概是和她們同屬一地一村的。後麵擠上來的，她說，不和她們一夥的，是見她們得了便宜跟著來的。這些尾隨而來，也想撈些什麼的要飯的，並不相讓。於是在樓道裏，兩夥人互相攻訐。她要求梁曉聲隻可憐可憐她們一夥，可又不讓非她們一夥的獲得這樣的機會。後來者當然不肯示弱：“憑什麼就許你們要，不許我們要！”
樓道裏自然亂成一團，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聖母院》那個乞丐王國的電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該怎麼招架才是。這場風波，鬧了兩三天，才告平息。整個樓群裏的鄰居，都對這位作家側目而視，弄得他窘透了。
梁曉聲給我講他這段故事時，仍是一臉哭笑不得的樣子。
這其實是個接近於鬧劇的小喜劇，苦笑之餘，倒也充分證實，曉聲是毫無疑義的好人。
雖然，有時，這好人做得有點尷尬，有點吃力不討好，但他樂此不疲。隻要有人敲開他的門，曉聲老師，如何如何，他不但會聽下去，還會幫著出主意，還會解囊相助，還會找到有關部門，仗義執言，甚至到最後，求他的人反而插不上手，隻好待著看熱鬧，他個人卻東奔西跑地忙個不停。
有時候，我也奇怪，你們早先認識？
他承認，大多數，這些不速之客都是陌生人。不過，來求他的人，都能很快找到談話的楔入點：或是兵團的戰友，或是知青的後代，或是東北老鄉，或是哈爾濱道裏道外南崗跟他家能拉上一絲片縷關係的鄰居親戚，隻要觸動梁曉聲的故土情結，文學情結，他就不能置之度外。於是那些熱愛文學、願意為文學獻身、非要成為大師的文學青年，那些抱著尺把高稿紙寫成的電影文學劇本，指望梁老師點石成金，然後得金雞獎，得飛天獎的影視發燒友，便頻頻出現在他家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