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點上，曉聲是很突出的，按說他成名很早，位列少年得誌之人，容易張狂，容易驕橫，容易輕蔑別人，唯我老子天下第一等等。可是我卻從未見他傲慢過，相反，他還老是一副耶穌受難者的形象。
四
說來這也真是咄咄一樁怪事，盡管曉聲行俠仗義，主持公道，而且極愛幫助別人，打抱不平等等；又盡管他寫了那麼多好作品，比如早年間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後來的《父親》《雪城》，又後來的《九三斷想》《九五隨想錄》，直到前些年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年輪》等等，都深得老百姓歡迎，以至於我們走到廣東河源縣偏遠的山區，他的“追星族”也像山上的樹木水裏的遊魚，“漫山遍野”，走到哪兒都能碰上；可是他又時常處於一種被攻擊、被貶損的境地——批評他的文章似乎比別人多些。
我不是說不能批評，但是我從這些批評當中，老是見出一種深深的敵意，一種想把他整垮的企圖，這就不正常了。細細思之，以己之心度社會之腹，我想最主要的、最深刻的原因，恐怕還是源於他的——敢言。
我理解，曉聲的敢言有著以下五大特點：
1.疾惡如仇。隻要見到邪惡，曉聲必欲“言”之而後快，而且毫不留情麵，也不顧及會對自己個人產生什麼後果。他似乎對壞人壞事有著一種天然的仇恨，就像古代的騎士一樣，絕對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境界，這時候的他真乃一條令人佩服的東北大漢。這是會讓壞人對他有一種天生的恐懼感的，認為他是他們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必然視為眼中釘，不惜群起而攻之。
2.社會公正意識或曰“道義感”。其實好多事本來並不幹曉聲什麼過節，他個人既沒有丟錢包也沒有掉二兩肉，他隻要來個事不關己不吭聲，就會無滋無擾地當他的作家，寫他的小說，拿他的稿費，過他的小日子。可是曉聲又天生不是為一己“活命”的人，他的憂慮、痛苦、沉重、激動、衝動，他的怒發衝冠、仗義執言、披肝瀝膽……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老百姓代言。他的作品中，從來就有的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對社會的幹預，這是那些“為文學而文學”的文人所遠遠不及的。
也許是我自己的歸類方法太過一廂情願了，可我總覺得，梁曉聲可以說是“士”，而不是“文人”。他是承繼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條血脈的——自古以來，我們中華民族就源源不斷地生長著這種知識分子，比如屈原、李白、蘇軾、龔自珍等等，這種“士”雖然老是被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個人命運一直是與貶官、抄家、流放、殺頭聯係在一起，可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無欲則剛”，所以敢為天下言。
3.是非分明。什麼是“是”，什麼是“非”，曉聲心裏有著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這是他凡十年來受到的正統教育所形成的世界觀，對此他絕不含糊。他要求自己必須堅持“是”而摒棄“非”，連一丁點兒商量妥協的餘地也沒有。甚至就連他幫你解決了什麼困難的時候，也還要對你的錯誤思想或行為作出誠懇的批評。
我就聽他說過怎樣幫助自己的弟妹。由於東北的經濟不景氣，曉聲的弟弟妹妹陸續待業在家，他從錢物上給了許多支援不表，單說有一天，弟弟說道：“哥，你要是哪天發個大財就好了，比如哪部作品賣個100萬，分給弟弟妹妹們每人20萬，咱拿去做點兒生意啥的有多好。”
曉聲當即就施以教育：“哥幫你們是絕對要幫的，可是你們也應該想想吧，自己能做點兒什麼呢？”
4.平民意識。曉聲曾多次表明自己是一個平民作家，這不是嘴巴說說好聽的，而是與生命同在的一種生存方式，是要付出代價，有時甚至是昂貴的代價的。有些人成了名之後就“貴族化”了，不再敢說話，更不再為人民代言，因為會危及他自己已經得到的地位和待遇等等；曉聲不是這樣，他就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人當中，老百姓的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生孩子，找工作，居家過日子，歡樂與痛苦……他和他們一樣關心著這些青菜蘿卜的小事，一點兒也沒覺得這太不高貴了，太不是一個“高雅”的作家所應想的問題。
最讓我感動的是有一次在研討會上發言。他講，作家們不光要關注自己的精神家園，還要關注大眾的精神家園問題，比如打開我家的後窗，我就會看到遠處那位打掃衛生的老人，他每天把地掃幹淨以後，就坐在一張破藤椅上曬太陽，還盡量把自己坐得舒服些。他活著，靠什麼支撐自己呢？他的精神家園有什麼問題呢？想老百姓所想，談老百姓所談，關心老百姓所關心，做老百姓所做，曉聲不但從沒覺得丟臉，反而以此為榮，樂此不疲。這是以摒除了某些一己功利之得失、沒有了任何心理負擔、脫掉了所有虛偽和矯情作為基礎的，不敢說話才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