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隻有長期相處，才能慢慢了解他。
冷靜內涵，睿智機敏，性情溫醇隨和，重義氣，也很富於人情味。念念不忘養育自己的外祖母，喜歡一個人陪她說話。八小時之外，大多時間泡在女兒身上。他的作品很多是由友情的觸發而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扉頁上就標明：“此書獻給我的外祖母。”
震雲並不擅唱歌，更很少登台，可有一回在歌廳卻為一位女士獻了歌。編輯孫麗娜心高而體弱，視力也不好，常為力不從心而歎息。住進康複中心，過節不能回家，大家便聚齊去探望她。邀她出來，點她愛吃的魚，然後去找歌廳。那天震雲帶著孩子跑了很多路趕來。本來大夥隻想聽聽別人唱，隨著音樂跳跳舞，不料震雲第一個上台操起話筒大聲說：“我唱一首，獻給孫小姐，祝她早日康複！”“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係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唱得小孫哭了，大家聽了也很感動。
總是與人為善，總是成人之美，樂於幫忙。我對他最早的印象是他剛到報社不久，我購置了沙發正愁沒人幫忙抬，他路過一看，就主動幫我抬上樓，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我心裏很感激，心想小夥子真樸實。周末版老郝發病住院，震雲聽說後，邀我同去探望。編輯馮雷的父親去世了，我們商定去慰問，還派人送過一些錢去。臨到向遺體告別，我說咱們隔了一層關係，不去也罷。震雲說：“還是去的好。”
“快去，單位開始給裝電話了！”有一天他提醒我，好早點把這事辦了。他還告訴我穿老頭鞋好，他自己有時跟著去開編前會，說穿著舒服，建議我也買一雙。
文人相親
他在同事當中愛稱兄道弟。這回雜誌約稿，我問從哪個角度寫好，他說：“你就寫咱們兄弟的相處吧！”記得他第一次贈我他的書，簽上了“吾兄指教”。平時也總是“兄長”掛嘴邊。國人講究長幼之序，兄是一種尊稱，男人社交上的客套，通常沒有嚴格的年齡概念。但我感覺到他不是一般的稱呼，而是發自內心的。理解人、尊重人是他一貫的做人準則，我們合作三年沒有發生過任何“過節兒”，同他這種態度是分不開的。
盡管性格上有共同之處，但處理事情的路數，一個是作家型的，一個是編輯型的。他是舉重若輕，我是舉輕若重。我極力調整，還是常常不知不覺陷入瑣碎的事務之中。“你總是過於具體”，他自己超然，也希望我超然一些。
有一次我們談起寫作，不經意地聊，聊《紅樓夢》《追憶似水年華》……我說到自己的困惑，在報紙上寫的東西同雜誌上的不一樣，沒把握，不知這樣寫行不行。他說，刊物其實很需要這樣的東西，“沒把握”往往正是出好東西的時候，他說莫言寫《透明的紅蘿卜》時自己也搞不清楚是個什麼東西。當時還有幾句溢美的話。我似乎覺得自己有希望了。我同他探討寫作僅此一回，卻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可見交流不在於多寡，也不在於形式。
1991年底我出差廣東、海南，《心係旅途》專欄剛開不久，缺稿了，震雲對我出差很高興：“帶上電傳機，隨時發稿子回來！”我怕丟，沒帶。南行一個月，回來陸續而成15篇。震雲很高興，請汪曾祺或何鎮邦等名家寫評論，一方麵為了打響專欄同時也為我好，結果是何鎮邦寫的。
我有幸同他搭檔，一塊兒搞副刊，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潛移默化地受他影響，明徹了許多生活的真諦，我開始從煩瑣的生活困擾中跳出來，變得灑脫一些，自我一些了。平心而論，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是從那時開始的。
然而震雲的寫作卻早得多，他起先是在二樓空蕩的機動記者部，後來是在五樓副刊部的一個獨間裏一筆一筆寫出了《塔鋪》《新兵連》《一地雞毛》《頭人》等七部中篇和兩部長篇，在單位裏他第一個擲筆換了電腦，寫出中篇《新聞》。
今年春天我奉命去另一個部門任職，要離開工作了好幾年的副刊，有些留戀。震雲很高興，立刻設酒送我，我明白他的心思，是為我的一些事情著想。
寫字的俗人
單位蓋宿舍樓，需要搬遷。人們才發現一排平房後牆根冒出的一叢小榆樹，長到胳膊粗了。看到它，我聯想起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