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話說“別趕著鴨子上架”，可我們有時一急一忙，就總趕著京劇“這隻鴨子”去“上架”。
我們急什麼忙什麼呢？因為這半個世紀以來，個人之急之忙都處在國家整體之急之忙當中。國家不斷有經濟上的“五年計劃”推出，更有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突然降臨。後者壓倒了前者，有時甚至取代了前者。“政治運動”成為昔日國家的生命線。它決定一切，操縱一切，取舍一切，生殺予奪一切。個人和具體行業無論有什麼再急再忙的事兒，隻要“政治運動”覺得沒“意思”，就可以不動。反之，它覺得有“意思”明顯和你個人或行業無關，也要立刻總動員，傳達落實“不過夜”。
個人在認識和把握自身特點、以求更好地工作上，沒有自由。
行業在認識和把握自身特點、以求更好地為社會服務上，也同樣談不到自由。
今天則大不同。一是公開宣布不再搞那種強製性的政治運動了；二是黨政分開，各有各的職責，彼此不要越權；三是政府縮減人員，並成立相應的公司、企業去具體抓其所能抓和應當抓的事兒。
以上是我用自己的體會進行歸納，不知抓到了重點沒有？
我以為，以上三條，就是我們的現領導麵對新時期的客觀大局麵所應作出的決斷，是英明和正確的。以上三條，也是今天每個人和每個行業得以爭取思考和行動自由的前提。
具體到京劇，就別再趕著它“上架”了，應當讓它幹“能幹的”和“愛幹的”事兒。其實，每個人和每個行業都有自己“能幹的”和“愛幹的”事兒，當然，同時自然也有“不能幹”和“不愛幹”的事兒。作為整個社會的最高領導者，為什麼不讓大家心情舒暢，都挑揀自己“能幹的”和“愛幹的”去幹呢？按過去的理念說，工人階級是要沾一手油汙的，可非要他到解放軍那裏去滾一身泥巴。沾油汙為的是創造價值，滾泥巴為的是練就二百米硬功夫。硬性取代顯然不利於各自創造各自的價值。更有甚者，知識分子按照黨的要求提了意見，結果反倒打成右派，遣送到邊疆農村勞動改造，試問後者是知識分子“能幹”和“愛幹”的麼？或者更進一步發問：後者是他們“應該幹”的麼？
幸好這一切，全都如同夢魔一樣一去不複返了。今天強調的是，讓青年人學好本領，然後“分道揚鑣”去各幹一行。這一行應當成為他“能幹的”和“愛幹的”，如果一旦情況有變——“能幹”和“愛幹”發生了變化，也許是青年見異思遷了，也許是這個行業覺得青年名不副實了，那麼雙方都可以有第二次選擇。
需要聲明的，是“能幹的”和“愛幹的”有時會有些矛盾。從領導上講，要求工作的人幹他“能幹的”屬於本分；可有些工作的人偏偏還有另外“愛於的”，就或許不安心本職工作了。遇到這樣的矛盾，在今天已不必非要激化矛盾，完全可以商量著解決。個人從興趣出發，要求先從“愛幹的”幹起，這本無可厚非，如果不影響那些“能幹的”為最好。殊不知你嚐試了幾下“愛幹的”，或許就有兩種前途：一是那“愛幹的”你真能勝任，於是就可以完全變成“能幹的”；二是發覺實在不能勝任，那就老老實實退回到原來的崗位上，還幹原來“能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