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給史學界提出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梨園也該自己搞一個“分期工程”。夏商周是中國曆史上的遠古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的事兒；京劇發生不景氣，剛有十多年曆史，屬於“正在進行時”的問題。遠古之事尚須科學論斷，當今正在延續的亊物又怎能馬虎呢？正因京劇是剛剛碰到尷尬，我們不希望這種尷尬由於疏漏發展成不可救藥的錯誤。因此如今就應及早開展這項工程——目的就在於進行科學分析，使之有利於今後的準確操作，使其京劇的不景氣能夠有所減弱乃至消除。
以往我們也給它“分（過）期”，但習慣從曆史的縱向出發，使其“貼近”政治上的分期。比如——清末民初之前算一段，三四十年代（以近以遠）算一段，從解放到“文革”算一段，“文革”後開始的新時期又算一段……這樣分期不是不可以，但嚴格來說，藝術之曆史往往和政治之曆史並不完全同步，由藝術成果呈現出的事實，由藝術美學形成的審美習慣，往往不能與政治分期完全合拍。尤其是涉及到文化交流時，雙方（或多方）政治立場不完全一樣，再采取這種從屬於政治分期的做法，就明顯不適用了。
記得1990年徽班進京二百周年之際，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高占祥主持了這一慶典。他當時論述京劇有過“三度高峰”的提法，其中第二個高峰指三十年代，第三個高峰指五十代。換言之，高峰之“外”也就是京劇的“非高峰”了。不久前出版的《中國京劇史》（下卷）中，有一“1949至1964年是京劇的黃金時代”的提法。盡管前麵也有“逐漸成熟”及“鼎盛時期”的說法但畢竟所采取的遣詞造句不夠統一。於是，這種提法馬上引起《上海戲劇》發表署名文章進行反駁。文章根據黨+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沒有做到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甚至是堅持失誤”。當然這一來，《中國京劇史》的編者就不能沉默了，很快，《戲劇電影報》也發表了署名文章駁斥。
雙方的火氣都很大，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爭論文章”了。
我反複看了雙方文章，覺得問題沒那麼嚴重，主要是《中國京劇史》的目錄在文字上欠斟酌。既然後麵用了“黃金時代”，前邊似也應用“某某時代”。舉例來說，京劇“逐漸成熟”（約1840年至約1917年）能否叫做京劇的“青銅時代”？而隨後的“鼎盛時期”（19】7年前後至丨937年前後），能否就叫做京劇的“白金時代”？“鼎盛”之意是最高峰，恰巧“白金”的價格高於“黃金”。我想，這樣處置標題，不僅沒了爭論，同時內涵也是更深廣更優美。給藝術做史，在遣詞造句上也的確應該委婉和技巧些，要和寫政治史拉開差距。
記得八十年代後期，我曾與袁世海先生合寫《京劇架子花與中國文化》一書。當時袁先生就十分感慨，他談到其時青年演員在表演上的整體性滑坡，關鍵於架子花這一行的後繼乏人。他發問：劇協每年召開那麼多的討論會，用來捧外地的劇種，用來捧新起的演員，當然這些都是必要的；但為什麼就沒想起來研究一下京劇的架子花（以及花旦、做工老生等表演性強的分支）？就忍看著它們滑坡到今天的程度？
最近，還有位朋友奉命搞一個京劇展覽，據說是要拿到台灣去展出的。朋友依據以往的思路把初稿寫出，卻沒能通過“審査”。領導提示朋友兩點：一是淡化政治，二是多加些軼聞逨亊。話就這兩句，真落實就難了。因為最近這半個世紀，大陸京劇的“政治痕跡”太多——從解放初的戲改方針開始，一直到後來的“三並舉”（再到“文革”中的“三突出”），這些東西談是不談？如果談，又究竟怎麼談？另如軼聞逸事，二三十年代“多”得用簸箕撮，但五六十年代後就逐漸銷聲匿跡，這究竟對是不對？朋友讓我出主意——我設身處地“為難”了許久，建議把一兩萬宇的草稿，壓縮成僅有二三千字的“總論”。下麵論述的主體部分，則可以分成若幹單項——諸如“唱、念、做、打”、“生、旦、淨、醜”、“歌、舞、戲、功”……單項的文字可多可少，單項當中又都有細膩的分期，相信觀眾不會在細膩分期上發生矛盾。這樣處置估計無論是誰，都可以由衷接受，也正應了張學良將軍在九十年代的台灣，觀看了大陸京劇演員首次赴台演出的那句名言——“是中國人，就要聽京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