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當然得聽“有錢有勢的人”的，他們最“大”了，梨園怎麼惹得起他們呢？解放了，那種明火執仗般的壓迫與剝削被鏟除了，於是在此後很長的時期中，梨園轉而去聽黨的話——因為黨是一切事業中“最大”的了，所以“一切聽黨（——也就是那位兼任院團長的黨委書記）的”，便成為自然之事。所以，無論誰幹什麼，都得根據黨的意願（既有黨的方針政策，也有領導幹部的個人喜惡）去做。
解放後許多名伶紛紛入黨，甚至在基層覺組織擔任職務。這一來，這些名伶既是“角兒”也是“黨”——他（她）變成了“兩頭大”，單純的黨政幹部又能把他（她）怎樣？
還有，在名伶與編、導、音、美設計人員的關係中，名伶直接麵對觀眾，其聲名是最“大”的，於是意見有了分歧，最後也得取決於名伶。因此每當排演一個新戲之前，如果這個戲的題材是編劇提出來的，那麼最好你先征求一下名伶的意見。在征求意見時，無須多說它的內容（名伶對此不甚關心），倒是應該站在名伶的角度進行設想：“如果您排這出戲，就能充分發揮您的特長。比如某場，您可以來段趟馬；某場，您可以賣一賣反二黃……”用顯現技巧去鉤演員的腮幫子，則肯定是有效的！但是，有時編劇按照事先和名伶談好了的方案寫出了劇本，拿到名伶那裏就沒了下文，原因是名伶身邊的“貼心人”背後說了“小話”，認為排這個戲可能“失大於得”，所以名伶就“按下不表”了。即使是名伶想排，也常常會在事先談好方案的劇本上大動幹戈，按照他們的話講，這叫“重新疊一下藝術褶兒”。
大都市大劇院中的編導和音美設計，在自己的名伶麵前不可能不是低聲下氣的。但是他們一旦應邀外出“合作”，去到小都市的小劇團中，立刻又可以指手畫腳了。因為相比之下，那裏的名伶比自己要“小”得多。
近年，為了“挽救”京劇的衰微，於是在某些地方的京劇團的新戲當中，邀請話劇或其他戲曲劇種的編導來“拯救”京劇。這些編導以往是憑借強烈的主體意識而聞名的，追求主體思想的哲理化，排斥主演顯現個人的表演魅力，把配演通常隻當作一種符號來擺布，對該劇種沒有通盤和公允的研究，隻是在需要時采取簡單化的“拿來主義”……近年經這樣做而“成功”的戲不少。這些戲雖然贏得新聞輿論上的支持，但是絕對不能上座兒，很難成為該劇種中的營業戲，更不能成為該劇種的“新一代”傳統戲。
現在，我們不妨從新的角度重提“誰大就聽誰的”這句話。矛盾總是隨時產生的，那麼矛盾當前，究竟應該“誰聽誰的”呢？究竟誰才可能是“最大”的呢？我以為，誰持有的“文化最大”，就應該聽誰的。誰的文化亮度最強，就應該聽誰的。注意：我這裏先要廓清一道界限——這“大”或“最大”，絕對不是空中樓閣，理論一定得要聯係實際。尤其是在當前，你所提倡的意見一旦落實到藝術實踐當中，最後也一定要產生兩個效益（社會效益與物質效益）。要提倡民主，民主的目的最後也要通過是否贏得兩個效益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