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寫至這裏，應該清楚劉文彩何許人也了。我用的都是已有並被公認的材料，不過花了些工夫進行研究，按時間順序將這些材料串了起來，為的閱讀時更好理解。對於劉文彩的惡行，隻有減少，沒有增加，更不敢亂編。那些控訴劉文彩的農民們的材料我都沒用，怕的是有人說某些材料不實。但僅這些並非全部正麵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劉文彩是何等樣人。竊賊偷盜而不搶，劫匪搶奪卻無權貪，貪官汙吏做手腳但不能直接剝老百姓，小地主剝削卻難以公然搶掠；流氓成性者亂搞女人，卻未必沒有介界限，更未必就要殺人家的丈夫……劉文彩呢？無惡不作幾個字安到他的身上絕不過分。
然而這種斷語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說劉文彩是個好人，比如他免過誰的租，給過誰人錢，救濟過什麼人等等；有些在政治運動中的材料失實更給了這些論調以口實。甚至還有人說，劉文輝跟劉文彩商量過什麼跟共產黨走的問題。對此類問題，我倒想談談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見”吧。
一、所謂不實之詞。
據一些讀物披露，不實之詞有如下內容：劉文彩莊園裏根本沒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贗品；劉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幹的……甚至還用上了“栽贓”二字。這些“不實”部分都可能找出具體的例子來，放任篩選鑒別，隻怕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過，這些“不實”都隻涉及了具體事物，並沒有人敢於出頭說劉文彩的總體惡行不實。
誠然，在那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到處都有捕風捉影、胡亂編造批判材料的事情發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後補材料的運動中由無辜者變為罪人的，對劉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會脫離這一模式。但有一點須弄清楚，那就是，對此人的“不實”部分是與事實有出入，還是羅織罪名栽贓陷害？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東西才好說話。若是前者，定性就沒錯，要求更準確一些即可，用不著大做文章；若是後者，就應該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光做文章還不行。看來，那案是好翻的，為劉文彩說好話的人其實自己都沒想清楚要幹什麼。也就是說，對劉文彩的批判與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受迫害，對劉文彩揭發批判的某些失實與羅織罪名害良善，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再說具體的“失實。”是“失”的什麼“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殺人嫌疑犯是否殺了人，這是定罪的前提，至於把受害者張三誤認為李四，把捅了一刀誤認為是兩刀，這種失實並不能成為減輕殺人犯罪行的依據。
經調查沒有水牢，是否能證明劉文彩沒有殺其他人？劉文彩的土地沒有達到第一位的數字，是否就不該批判？至於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個常識問題。收租院裏的泥塑皆是創作，誰又指責過那不是真的張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論曆史，不能不說是抓住一點而不及其餘了。況且，加在劉文彩身上的所謂“不實之辭”與此人沒發掘出來的劣跡相比，孰重孰輕？哪多哪少？結論並不難下。如果讓劉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補材料，情況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解放初劉文彩家裏的東西大量流失，為了辦個教育展覽，比照他過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東西當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無可指責，更不能說這些是栽贓。況且有據可考的大量箱櫃、煙槍、銅床、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這些也應該是“失實”內容。僅說某東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實是不夠的。
議論得厲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過水牢，但不是劉文彩家裏的水牢，而是劉文彩侄子、老四劉文成的兒子劉伯華家裏的水牢。大邑縣黨政領導以事實求是的態度，經過細致調查，糾正了這一失誤。這是很難得的。遺憾的是這一糾正反倒給了某些人以口實，據此認定是“強加”給劉文彩了。假若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麵來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幾天，就被劉文彩侄子丟進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學”的紀念碑不是說劉文彩“有燕趙豪俠風”嗎？那時劉文彩維護著一方的治安，他殺了那麼多人，無不是以殘害百姓、勾結土匪之類的罪名殺的，可是這樁事情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誰給了那條惡棍如此無法無天的權力？如何容許其侄子私設刑罰？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條款打官司，劉文彩也難逃罪責。劉澤高說了一句話，他說劉文彩抓人“要就殺了，要就放了”。與“要就殺了”相比，設水牢至少還有生的希望，反倒溫情得多。也就是說，水牢之誤並沒有加重劉文彩的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