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立釋”令人費解，是立即釋放之立釋呢，還是疑雲得到澄清之立釋呢？是大家親如一家無官司可打了呢，還是因為打也不起作用不打了呢？無論屬於哪種情況，都不是個正常現象，暫且不說劉文彩是否依仗權勢威鎮法庭和老百姓，縱然他真的英明到堯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而劉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權威。高高在上，和顏悅色，找老人坐談，抱孩子親吻，救濟孤家寡人，判你誰是誰非，大家感激涕零……這是一切政治騙子所夢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為悲和恥反而極力讚頌，不能不說是件遺憾事。這座碑其實並非三百多人的意見，隻不過是三百多人出了錢。誰的意見？文中自有交代：“餘與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劉文彩的朋友寫的。此人叫安相霖，什麼來頭不清楚。這個文人看不見蕭索的大地慘狀，看不見天下不公的現實，隻見到“星公”優秀品質，或者認為“星公”的一切皆優秀。倘若找這位“老人”調查劉文彩，隻怕應該翻案的東西更多。
說到這裏，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麵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後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過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敵的，無不是拚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帳，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歎息。
四.劉文彩靠攏共產黨？
據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說，劉文輝一九四二年接收公館時候，向劉文彩通報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情況。他不但向劉文彩介紹了共產黨許多好處，還把周恩來宣傳的共產黨的政策向劉文彩說了，而公益協進社正是這次談話後搞起來了。這意思是說，劉文彩聽了這些話後態度積極，那公益協進社是進步之後組織起來的進步力量。
果真如此嗎？那麼我們看看自那以後，劉文彩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跡算他是沒覺悟之前發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殺跟共產黨走的積極分子李榮遠於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擊地下武工隊，殺武工隊員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劉文彩調集縣警衛隊包圍共產黨員肖汝霖的家，因為他獲得情報那裏要開會，想全殲共產黨武工隊。武工隊突圍，幾名隊員犧牲；此後不幾天，殺了據說幫助過武工隊的一個人；同年九月，殺共產黨員肖汝霖和武工隊員徐達仁，並命令將屍體拖進縣城示眾……肖汝霖等共產黨人被劉文彩殺害，地下武工隊被圍剿，都在臨近解放的前夜，而執行者都是劉文彩的公益協進社的兄弟夥。解放後，劉元龍、郭保之、劉紹武、李鵬舉等人公然武裝叛亂。有這樣靠攏共產黨的嗎？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會答應這種荒唐推測。
慢說劉文彩沒到也到不了那個份上，就連劉文輝，也未必接觸了共產黨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這是有材料證明的。劉文彩死在新中國誕生之後，而劉文輝竟然還欲讓二十四軍代軍長、侄子劉元宣去掛個名把“公益協進社”領導起來，因為劉元宣的父親劉文淵反對才沒有成為事實。而劉文淵反對也不是因為懂得了共產黨的理論，而是認為堂堂軍長去當袍哥老大有失體麵。劉文輝真的懂得了共產黨革命的宗旨的話，他就絕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還是劉文輝自己坦蕩，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陣營的曆史道路》中說：“我的反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舊社會讓他感受深刻，一個大軍閥不可能說出這番話來，劉文輝的可敬之處，也正在於襟懷坦白。但那篇未出籠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卻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