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既如此，文當亦然。古人有文筆之說，《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筆”即散文，“文”即詩歌。古人為文，有所謂“筆法”，即散文的結構修辭之法。清人李扶九原編、黃紱麟校訂的《古文筆法百篇》，即以“筆法”名書。黃氏《自序》曰：“當世操觚家苟不貌襲皮傅，由筆法以幾神理，將聖賢未發之秘，儒先欲啟之扃，皆得自我以宣泄而推闡之矣。”在黃氏看來，“筆法”不僅僅是為文之法，而且還是一把讀書的鑰匙，一條治學的門徑。借助“筆法”可以考察揆度文章的神理主旨，發明抉摘其微言大義、情致意蘊，這一見解是很高明的。此書選文一反曆來以時代先後為序，而以“筆法”為類。實際是把古文修辭特征、為文技法，歸為“對偶”“虛托”等二十端，百篇古文類而係之。如其“對偶”，彙聚了對比、比較或襯托手法為要的一些文章。韓愈《原毀》通篇以“古之君子”“今之君子”比列推較“毀”之原委。王禹倡《待漏院記》則以對比手法發端。所謂“虛托”是避實就虛，或虛擬假托的寫法。《孔子世家讚》讚孔子，不實道一句，從讀孔氏書想其為人，全用托法。《送李願歸盤穀序》，通篇遊虛設想，或曰李願曾為章武節度使，並非隱逸不化者，願之言非真有其言。“就題字生情”一類的文章，是說緊扣標題一二文字，點染生發而來。《愚溪詩序》通篇就一“愚”字敷衍成文。《喜雨亭記》把“喜雨”之事與“亭”之得名自然綰合在一起而天衣無縫，道出太守與民同喜之情。《可樓記》則從“可”字生情。直論人生觀。“一字立骨”類，通篇文章抉其要者，成為文章骨格。
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一篇，區區一百五十字。然其中曲折婉轉之意，矛盾兩難之情，以至文外之旨，弦外之音，並非一般人所能讀出。霍鬆林先生就韓愈削平藩鎮的思想主張，董生沉淪不遇的用人現實，為董生寫序的委曲背景，以至為序的體例，作文的布局構思，造語遣詞，纖悉發明，曲盡其妙。霍先生是寫文章的大家，如果他沒有寫文章的甘苦，就體會不到韓愈寫這篇短序的難處，沒有銳敏的修辭眼光和對古詩文的精深博通，就不可能超出一般人，為一篇人人都講的古文，寫出絕妙獨到的鑒賞文章。
文言修辭對象已明，似乎這一門學科的性質就確定了，然而未必。文言修辭以古詩文為對象，但它並非是古典文學；它分析研究古詩文修辭現象，但並非是修辭學；它以培養提高古詩文閱讀鑒賞能力為目的，但並非是古代漢語。它涉及古代“詩話”“文話”，但並不是古代文論；它講古詩文的寫作技法，也不就是寫作學。文言修辭其實是一門邊緣學科，它是以上幾門學科所及而無能致力者，它選擇在這些學科的周邊和交彙點上進行，它是這些學科的補充和延伸。文言修辭是一種複雜的、涉及多方麵的文言語用現象，認識了解、探討研究這些現象涉及多方麵的知識能力。“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這是修辭學的一個重要原理。何謂文言修辭的“題旨情境”，即古人做詩為文的“題旨隋境”，“題旨”就是寫作詩文的主意或本旨，“情境”是古人做詩為文的主客觀環境，包括古人當時寫作此詩此文的時間地點、場合境遇、對象目的，以及古人的出身處境、思想性格、職業修養等等。各種各類、千變萬化的修辭現象就是依賴“題旨情境”而發生發展的。比如古人做詩為文是給人看的，這樣作者與讀者之間就處在一定的關係中，親近或疏遠，同誌或異類，長幼或尊卑，詩文之中由此產生了或相嘲謔諷刺，或相反詰發難，或故意誇張，或有意隱諱，或感歎抒情。古人作詩為文既然要適應“題旨情境”，探討研究古詩文裏的修辭現象，也就隻能循著“題旨情境”探討研究，以“題旨情境”為基礎。以“題旨情境”為基礎，就必然涉及古人作詩為文的種種背景，以及社會生活，文化曆史的各個方麵。因此，文言修辭具有如下性質：
首先，文言修辭具有曆史遺產的性質。這是文言修辭同現代漢語修辭顯然不同的地方。因為文言修辭的對象是古代詩文，而不是活生生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文。古代詩文是古人精神活動的產物，是古人留給我們的一份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是傳統文化中的精蘊粹華。今天，我們不僅要建設“物質文明”，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社會主義固有的，它是在我們民族的曆史發展中，在幾千年思想文化的積澱上建設起來的，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必須繼承、發揚曆史文化遺產。當然，文言修辭自身並非就是曆史文化遺產，但是文言修辭學科的天生職責是幫助我們解讀、鑒賞古代詩文的，它的功效具有工具性，是我們繼承曆史文化遺產的有效工具，因此它具有曆史遺產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