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法因素更是古詩文中修辭處處用得著的。據說，歐陽修寫了《相州晝錦堂記》，開頭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文稿送出之後，他感到句子裏應加兩個“而”字，作“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為好，於是派人飛騎追回修改。為什麼歐陽修認為開頭這兩句加上“而”字才好呢？乍看起來“而”字不過是一個虛詞，沒有什麼實在意義，隻有一些語法意義，加不加“而”字句義似無多大改變。但古人為文大家其實是很看重虛詞的，說“虛字其情性”，有些言外之意就是通過虛詞的使用傳達出來的。原來歐陽修這篇文章開頭一段，是要形容描摹當時人們對富貴榮華與困窘窮厄的心態觀念的，認為一旦富貴得誌，就該榮歸故裏，衣錦還鄉。這兩句不加“而”宇，句子顯得緊湊嚴密，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從正麵說來，同意這種“人情之所榮”似的。其實恰好相反，這篇文章正是要講這種“誇一時而榮一鄉”的微不足道。加上“而”字，文氣就緩和舒展得多了。“而”又是一個轉折連詞，轉折之中又包含了作者很多意思，需要我們去揣摸領會，似乎有一些諷意，把那些一朝發跡，位及將相而衣錦榮歸人得意忘形的神態傳達了出來。歐陽修給文章加“而”的過程，不就是他運用語言固有因素的修辭過程嗎？
第四，文言修辭具有文學的性質。文言修辭現象主要是古詩文裏邊的修辭現象，而古代詩文就是地地道道的文學作品，古詩文的語言就是文學作品語言，文言修辭現象也就是文學語言現象。
文學語言的本質是什麼？這是文論家和語言學家都纏夾不清的一個問題。文論家總是過多地從文學方麵理解文學語言，而忽視了文學語言作為一般語言的本質；語言學家卻又從語言方麵認識文學語言，如從語義學、語用學方麵，而不注意從文學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作為社會審美意識的載體，這種特殊方麵的本質去認識文學語言。文言修辭的邊緣性、文學性就是建立在文學語言的文學與語言的不可分、不可偏廢之上。《詩經》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古人說解“六義”的，都是把修辭與文學結合著說的。即就是今天，如果我們簡單地說“風雅頌”是詩體，“賦比興”是修辭，比如把“比”當作比喻，就不免膚淺簡單了。要真正理解“六藝”必須從古代文化通觀、社會情境、社會通觀的修辭眼光去認識，不能簡單地像分析句子、辭格那樣。因為文學語言不是單純的符號，而是一種積澱著人們社會意識與審美意識的有趣味的符號係統。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所論“雄渾、“纖銥”、“含蓄”、“豪放”、“綺麗”、“洗煉”、“自然”、“典雅”等等，就不能簡單地說這是詩歌語言風格問題。這是一些內涵混沌不清而又極其豐富複雜的概念，有時確實與語言的使用有關，有一些修辭手法在裏麵，但更多的是文學創作、文學鑒賞，很難分清，也不必分清。
文學語言本質特征是形象，所以也是形象語言。形象語言是能引起人想象、聯想，使語言所描摹的事物、環境、人物在頭腦中產生了形象的一種語言。中國古代詩論講究“意境”，“意境”是由“意象”組合的，而“意象”就是用形象語言描述的。運用修辭手法，可以使不具意象的事物或抽象概念具有意象。“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李煜《相見歡》）“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詩句文句裏講的是一些抽象事物，或者是一種道理。若用普通語言說明這些事物和道理，就成了議論語言不是文學語言，失去了形象。
二、修辭與閱讀
修辭的涵義有三：修辭現象、修辭活動和修辭學。就修辭活動和修辭學來說，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修辭究竟是用來幹什麼的？對這個問題，目下流行的修辭著作都有回答。有的說是用來“修飾文辭”、“調整或適用語辭”的，有的說是為了“說話或作文章”的，有的說是“指導人們取得好的表達效果”的，也有的說是“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還有的說修辭“將告訴我們如何調整或修飾語言，才能把語言運用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生動，更有力”。所有這些回答大同小異，就是都著眼於“說話”“寫文章”，都是從“表達”這一方麵來認識說明修辭的目的或功用的。當然，這些說法不能說不對，但我覺得隻對了一半。其實修辭不僅僅是為了“說話”“寫文章”，它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麵，就是“聽話”“閱讀文章”，我們不僅要從“表達”這一方麵認識修辭，更要從“理解”這一方麵認識修辭。如果說認為現代漢語修辭以“說話”“寫文章”為目的是隻對了一半的話，認為文言修辭也是為了“說話”“寫文章”，就全然不對了，因為我們今天是不拿文言這種書麵形式寫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