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為什麼要讀書》這篇文章裏曾經說：“因為書是過去已經知道的知識學問和經驗的一種記錄，我們讀書便是要接受這人類的遺產。”文言也即是古人知識學問和經驗的載體，閱讀文言也即是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文言文中有著豐富的修辭現象，其中有的修辭現象古今一脈相承，修辭原理與現代漢語並無二致。但終究因為時代不同，有一些差異。或是文言常用而現代不用少用，有一些修辭現象卻是現代漢語裏沒有的。如果我們不學習、認識掌握這些修辭現象，就不能理解文言文，就會成為我們文言閱讀的障礙、難關。
從文言閱讀角度看來，文言修辭的功用，至少有以下方麵：
其一，文言修辭可以幫助我們讀通讀懂古書。文言文中由於修辭現象所造成的模糊、隱曲。以致使我們對文言的理解產生的疑惑、障礙，同樣可以借助文言修辭去訓釋疏解，弄通弄懂文義。《墨子·經·下》：“一與二，廣與循。”“廣與循”不可理解，其義難明。俞樾《諸子平議》曰：“循乃‘脩’字之誤。蓋‘廣’與‘脩’相對成文，隸書循與脩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俞樾指出，“循”字是“脩”字之誤，則應為“廣與脩”為是，“廣與脩”的意思就是“寬與長”。那麼俞樾何以得知“循”字是“脩”字之誤呢？俞樾正是根據文言修辭“對文”。即結構相似相同的詞組、句子，相對應的詞語，在意義上也相對應，成為反義或同義關係。《詩經·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二字曆來不得其解，很難講通。如《毛傳》：“契闊，勤苦也。”朱熹注：“契闊，隔遠之意。”《韓詩》雲：“契闊，約束也。”直到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契，當讀為契合之契，闊，讀為疏闊之闊。‘契闊’與死生對文，猶雲離合聚散耳。”馬瑞辰也就是從“相對成文”的修辭手法、行文方式，根據“死生”對應的“契闊”，於是把“契闊”分拆開來解釋，才能講通。《詩經·衛風·氓》：“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其中“貳”字很不好講，鄭箋根據“貳”的一般意義解釋為“二意”。王引之《經義述聞》則認為“貳”是“忒”字的借字，本字應為“忒”。《爾雅》：“爽，差也，爽，忒也。”“爽”與“忒”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是說此女沒有過失差錯，士的行為有過失差錯。王引之說：“‘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遝，非其原本也。”王引之沒有把“貳”訓釋為“二”，而是當作“忒”的借字，也是從修辭著眼，把“貳”解為“二”就犯了“貳”“二”重複的毛病，應當避複才是。《詩經·豳風·七月》：“一之日瓣發，二之日栗烈。”其“一之日”“二之日”向來認為難解，有人於是錯觱以為這是古人呼月為日之證。王引之據“省略”修辭，認為“一之日”即“一月之日”，“二之日”即“二月之日”，“月”字承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再如《詩經·魏風·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億兮”，“胡取禾三百困兮”，其中的“廛”、“億”、“困”曾經有過不同的訓釋。毛傳：“一夫之居曰廛。”鄭箋：“十萬日億，禾秉之數。”孔疏：“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可見漢唐注家都是把這三個字當作量詞解釋的。可是俞樾覺得“三百廛”為“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於是說“廛”“億”“困”分別為“纏”“緒”“梱”的借字，是“束”的意思。對於這種濫用通假、穿鑿附會的說法，王力先生在《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一文中，正是從修辭的“誇張”手法去認識理解的，他說：“既然甚言其多，不妨誇張一些，俞氏所謂‘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不能成為理由。”從而肯定了漢唐注家的正確訓釋。
其二，運用文言修辭，可以幫助我們在閱讀文言作品時正確地、準確地理解文義，而不僅僅是讀通讀懂。現代人在閱讀文言文時，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受現代漢語影響，以今義解古義。這樣倒是能把古書讀通，而且讀通以後自己以為是懂了。其實讀通了並不就等於讀對了。如果我們能掌握運用文言修辭，倒是一種讀書的方法，一種做學問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