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所反映的僅僅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史、一部中國民主黨派史的重要章節；抑或還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黨史、乃至一部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史中重大得今天我們還必須去鼎力完成的課題？
遺憾的是，至今我們愧對1957年。
應該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關於當年“右派分子”個人命運的回憶和傳記在報刊上並不鮮見，如影片《天雲山傳奇》、《牧馬人》。以1957年去開展情節、以“右派分子”作為主人公的影視作品一度還是個時髦。但是，太平洋再洶湧澎湃，那溢動的還是水分子，人類更需要的是鈾分子，以便在理性選擇時能生發出巨大的力量。
我們一直沒有在曆史和文化的廣闊參照係下，對反右運動作出認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我們是一群不稱職的考古隊員，隻滿足於發現一塊塊古董陶器的殘片，反倒是一些外國人在那裏費盡心機地要把這些殘片拚成原狀：
由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哈佛大學名譽曆史學教授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麥克法誇爾所著的另一部書《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均對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有所分析和論證；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曆史係教授莫裏斯·邁斯納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對此也有一定的涉及；這方麵我讀了的書，還有美國人羅斯·裏特爾的《毛澤東的後半生》；英國人納拉納拉揚·達斯還就此寫了一本專著，這便是他向新德裏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論文《中國的反右運動》……由於作者們置身於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之外，他們的分析與論證難免會有粗疏和偏頗之處，但是隻要是認真讀過這些書的中國人，除了在嚴謹的治學態度、多維的思辯方法上受到啟迪，更會對他們在迷霧重重的中國問題的群山中盤亙、探索的勇氣與執著，報以崇高的敬意，並由此感到深深的汗顏……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訪了葛佩琦先生，此時他已屆八十，一副藹然的長者之風，蒼蒼白發下臉上顯得有些浮腫，心肺方麵也有點毛病，時有胸悶氣短之感。如秋日的陽光一樣，我們散散淡淡地聊了二個多小時，最後談到為他寫的一本回憶錄聯係一家出版社的事，在這本名為《艱苦奮鬥六十年》十萬餘字的書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寫當年他作為一個黨的地下工作者出入於刀光劍影、虎穴狼窟中的傳奇經曆，似乎和他1957年後身陷囹圄近二十年的遭際比起來，他更希冀這一段經曆不會被歲月的風塵所埋沒。
當他顫顫巍巍走到房門口一定要送我時，我雖然已感他來日無多，可決沒有料到，此時他生命的曆程已進入倒記時階段，僅僅一個多月後，我就在報紙上讀到了他魂歸道山的消息……此次在北京，我還去了位於東大橋的吳祖光先生家采訪，那時他思路警策，遊刃有餘，談笑風生，一副以大半生時光坦蕩穿過大劫大難的瀟灑勁。他給我寫了一幅“一身無正經半世作閑文”的中堂，又給章伯鈞先生的女兒章詒和打電話，介紹我去采訪。其時，他既是伴侶又是摯友的夫人新風霞，一直坐在輪椅上聽著，對這雙文壇著名的伉儷來說我隻是個不速之客，她的臉上卻始終有一種糯糯素素的微笑，給我的感覺有幾分像觀世音佛……這些恍若在昨日的事，其實已經有十幾年了，而兩位老人已分別在新世紀到來之前、之後飄然遠行。不久前，我要從一本書上下載他們的照片，幫助掃描的一個二十幾歲的姑娘說：“男的好精神，女的好漂亮，他們是一對夫妻嗎？”我說：“是，男的叫吳祖光，女的叫新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