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即牽過浦熙修的手，來到毛澤東的身邊：“主席，給您介紹一個人，這位就是彭老總的大姨子浦熙修。”
毛澤東的臉上似乎更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記者！”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學生六千餘人向參政會請願，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血腥鎮壓，釀成震驚中外的“五二O”血案。浦熙修率領當時她服務的《新民報》的記者采寫了事件的全過程，並爭取報社負責人的認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這篇揭露事件真相的長篇報道，當即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鯁喉。不久，《新民報》被勒令停刊。
次年的11月26日深夜，仍留在南京、應香港《文彙報》之邀，決意要把蔣家王朝垂死掙紮的最後日子給報道於世的浦熙修，遭突然逮捕，臨危中她先搶去廁所裏，將正寫作的稿子撕碎咽下。先關押在南京衛戌總部看守所，繼而送憲兵司令部，最後轉到國防部保密局特刑廳關押。直至蔣介石佯稱下野，李崇仁代總統求和，並以釋放政治犯作為條件之一，再經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出麵保釋，浦熙修才重獲自由，前後七十天。
她萬萬沒有想到，作為無時無刻不在把握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時代的巨匠，毛澤東竟然知道自己這一段過去的經曆。
這是她第二次見毛澤東。
1945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曾組織一批記者訪問延安，《新民報》也分到一個名額，那時她就想去見見具有傳奇色彩的毛澤東，再去會會在抗日戰爭中功勳卓著的妹夫。但那時她和丈夫之間的感情已岌岌可危，對她思想傾向十分清楚的丈夫，擔心她此行將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便去報社加以阻止，結果報社另派了趙超構去，為此她幾年裏一直感到深深的遺憾……次年，毛澤東飛來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她曾去機場迎接。那次，她大約隻是站在遠處，看到了那劃破山城薄霧的魁梧身影。事後，在給妹妹安修的信中，她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形容她對這位如雷貫耳的中國革命傳奇式英雄的崇仰之情。
此刻，毛澤東就站在她的身邊，她緊緊地握住他那雙厚實而又溫軟的大手，在一片興奮、緊張、激動之中，言語的功能頃刻間萎縮了，惟有淚眼婆娑。她透過晶晶亮亮、溢蕩不定的淚影，看到的是一片瑰麗、祥和、遍及人間的金光，她的耳邊頓然回響起一支歌來，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
2從井岡山到延安
沒有沒說過謊話的孩子，哪怕他長大了成為人間最誠實的君子。
也沒有通體光潔似一個玻璃球的曆史，哪怕它是一部世界上最神聖的曆史。
曆史總在掩蓋自己，以一麵掩蓋另一麵。方式是兩種：
一種是漫不經心、似有若無的掩蓋，這時公開的一麵似江河奔騰，而另一麵還是溪流汩汩。一種是精心刻意、欲蓋彌彰的掩蓋，這時公開的一麵已經搖搖欲墜，而另一麵則生龍活虎。
人類社會曲曲折折的痛苦進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悲劇命運，證明了人們大抵能看清楚的隻是後者，被忽略的總是前者。
1949年前後，對於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抱以巨大熱情與無限憧憬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麵，同樣不會有著更高的智商。
1927年鬆濤起伏的井岡山。
邊區特委開會，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上麵得寫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寫工人，貧農就寫貧農，知識分子便寫知識分子。起初，陳正人心裏頗有幾分得意，他在遂川師範讀了兩年，實際初中都未讀完，在這些膚色黧黑、手大腳大的勞動者中間，就算是知識分子了……一次開會選舉特委書記，一公布計票結果，他當選了，會上當即便像水開了鍋：
“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
結果選了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
盡管此後譚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動，特委這邊的工作還是陳正人幹得多，可他就是沒有“書記”的名分。近四十年後，在“文革”中的“牛棚”裏，當想起這件往事，他如是感歎道：
“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嗬……”
對陳正人還是挺客氣的。
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蘇區發生了整肅“AB團”的冤案和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一支開創了橫斷江西半壁、縱橫700多公裏、人口400餘萬的贛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長以上幹部，除個別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處決了，全軍為之覆沒解體。大批地方幹部亦慘遭殺害，僅在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永新縣，據不完全統計，被打成“AB團”遭錯殺的便有189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