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眾所周知，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被毛澤東打成了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麵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隨即在全國範圍內搞起了一場反右傾運動。江曉天的故鄉安徽，當年是受“共產風”之害和旱災最嚴重的地區，1959至1960年兩年間，單是在他的老家，包括他祖母、叔叔及三個姐姐家，大人小孩就先後餓死了20多人。每次噩耗傳來，他年邁的母親都無可奈何地長歎：“這怎麼了得啊！”江曉天後來回憶說：“1960年春，皖北老家鄉親們非常死亡的人不少。一天收到目不識丁的二弟來信，訴說他17歲的大兒子又死了，我在一時感情衝動之下，當即回了封短信，說了兩句氣話（也是實話）。不意信被地方幹部拆查，又搞了一批假證，告發我，經過半年之久的批判，最後給以嚴重的處分：行政上一撤到底，降級，大概是姑念我十四五歲參加革命，戰爭年代和曆次運動從未犯過錯誤，才給了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江曉天近作選》第16頁）
這分明是誣陷，一樁從天而降的冤案。但在當時，是容不得江曉天申辯的。他說給二弟的那封“說了兩句氣話”的短信，是在“一時感情衝動之下”寫的，其實，無論換了誰，在那樣的情景之下，也是會對“三麵紅旗”有所懷疑或不滿的，何況他二弟和他的關係非同尋常呢！他在《刻骨銘心的往事》一文中曾提到：“1946年我突圍後，二弟被國民黨清剿部隊抓住，叛徒告密說他是匪屬，以軍用電話線穿透兩手小拇指，上電刑，絞死過去十次，他咬定沒有哥哥，隻有兄弟二人，最後還受一次陪斬。”二弟的堅強給了他忍辱負重的力量，心想：“隻要把我還留在黨內，冤枉就冤枉吧，我決不向上申訴。”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他下放到河北唐縣農村勞動改造，一年之後，才回中青社當一名普通的文學編輯。
從江曉天被整下台到1966年“文革”爆發，中青社在6年的時間裏，除最早由他和蕭也牧抓到手的《紅岩》而外，隻出了兩部有影響的長篇小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和陳登科的《風雷》。而這兩部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不是別人，還恰恰就是運交華蓋的江曉天。
說起來江曉天和姚雪垠還真是有緣。早在1955年，他和蕭也牧、畢方一起到湖北組稿時，就登門拜訪在武漢市作協當專業作家的姚雪垠。當他得知姚雪垠正在工廠深入生活時，就與姚雪垠簽下一部反映公私合營紡織廠女工生活的長篇小說的約稿合同。姚雪垠一直記著這筆“宿債”“一九五六年我因頭暈病嚴重，需要一點錢，適有文學編輯室的一位同誌到臧克家那裏，克家透露了我的情況，附了一張字條說我想預借一點稿費，出版社隨即向我的家中彙去了五百元。當時物價低，這筆錢頗能濟燃眉之急。這是對作家雪裏送炭的工作，青年出版社做得好，根本不問我什麼時候有稿子給他們。”（《學習追求五十年》第187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隻是誰也沒有想到，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幾年之後，他和姚雪垠的處境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便失去了聯係。他再次聽到姚雪垠的消息，是1961年10月27日，他剛從唐縣勞動改造回社不久。他在《偶得佳作出好書－－〈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前後》一文中這樣記述：
一天下午，工間操之後，社會科學讀物編輯室主任成石中同誌，拿了封給我看。
信，是他們的一位編輯從武漢寫來的，說湖北曆史學會推薦他向姚雪垠約稿，去了才知道姚寫的《李自成》不是曆史，是小說，問文學編輯室要不要？第二天上午，我就給作者寫了封短信，歡迎他把稿子寄來看看。很快就收到了姚雪垠同誌的回信，說稿子已在半月前寄到作家協會，可持他的信去索取。我當即給作協秘書長張僖同誌打電話聯係，他非常熱情支持，馬上查找，很快派人將稿子送交給我。《李自成》第一卷稿子就是這樣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江曉天近作選》第11頁）
江曉天將“偶得”的過程寫得很簡略，其實，若細究其來龍去脈，這偶然中還大有必然之緣由：姚雪垠是在1957年10月下旬，也即對他猛烈的批鬥剛剛告一段落後，開始秘密創作《李自成》的。因為他已被劃為“極右派”，隻許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隻能低頭認罪，老老實實檢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而根本無權再進行現實題材的寫作。在後來被下放到漢口郊區的東西湖農場“監督勞動”的兩年中，他在一無資料二無整塊時間的情況下，以堅強的毅力艱難地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根本不敢想在若幹年中甚至在有生之年，會有發表或出版的機會，隻是打算在死後為祖國的文學事業貢獻一點力量，像“卞和獻玉”那樣，以此證明自己是一個有才華有實力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