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江曉天聽姚雪垠談了曲折的身世和《李自成》第一卷艱難的寫作經曆，深為他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動，不僅對他產生了一種敬親感，而且也增添了對文學編輯事業的一種責任感。為給編發《李自成》第一卷作好準備，他一回到北京，就到圖書館借來了一堆古籍，補習曆史知識。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裏，他趕著讀了《明季北略》、《清史稿》（有關部分）、《明史演義》、《清史演義》，以及十幾本明清筆記選本。他與史學界不熟悉，就去請社科編輯室主任成石中幫忙，與明史專家吳晗聯係，吳晗欣然答應到時看稿，並建議可請李文致、鄭天挺、謝國禎等專家、教授當外審。1962年4月至7月，姚雪垠分批寄來《李自成》第一卷修改稿，8月上旬排出征求意見本時，江曉天通知工廠打印了5份清樣，分送吳晗及李文致、鄭天挺、謝國禎外，還送了一份給熟悉明史的劇作家阿英。9月初，吳晗很快看完清樣後，就打電話給江曉天，約他到住所的書房先談了一次。吳晗對《李自成》第一卷極為讚賞，說：“思想觀點方麵沒有問題，藝術上很生動，引人入勝，感情上打動了我，非一口氣讀完不可。”有了吳晗的肯定，江曉天心裏就踏實了許多。他在向吳晗彙報了這部書稿編審工作經過情況後，把稿中涉及的他搞不明白的具體曆史問題一一提了出來，向吳晗請教。假如他在此之前不趕讀那一大批古籍，他是無法與吳晗這樣的學術權威對話的。要當好一部曆史小說的責任編輯，就必須練就這番基本功。
吳晗約談之後，江曉天就以文學編輯室的名義給姚雪垠寫信，告訴他說：“吳晗同誌非常熱情，他於9月3日至5日三天的時間就將全稿看完，而且看得很認真仔細，有些錯了、漏排的字都改補上了。6日上午約我們到他處麵談了一次，他給大作很充分的評價，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見（詳情待麵告）。當時，我們進一步向他提出要求：作者還要寫四卷，有些問題很想向你請教。他滿口答應。不過，他10月間要出國，你因劇本脫不開身，9月來不了，但是希望你來京日期至遲不超過10月10日，晚了，吳晗一走，幾個月後才回國。”此前，姚雪垠根本不認識吳晗。但要請吳晗看他的《李自成》征求意見本，是他的一大心願。江曉天不僅幫助他實現了此願，而且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公務繁忙，竟然還答應抽時間同他麵談，真令他大喜過望。讀完信，他當即就同市文聯黨組書記、劇本合作者程雲商定：暫時撂下歌劇《闖王旗》的創作，趕在吳晗出國前赴京。
國慶節剛過，姚雪垠就風塵仆仆趕到北京，住進了中青社。到京後的第二天下午，江曉天就接到吳晗秘書的通知，要他和姚雪垠在第二天上午10點到吳晗家中見麵，然後到北京飯店共進午餐，邊吃邊談。那天，吳晗和姚雪垠一見如故，談得非常融洽。吳晗在對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創作成功表示熱情祝賀之後，也直率地提出了幾點參考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內部民族關係的處理問題。他強調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明清關係，漢滿關係，絕不能寫成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比如作品中寫滿入侵，明抗清，都不對。隻能作為國內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內部矛盾處理。因此，原來作品中有的提法要改，如中國如何，滿韃子等，不改就是原則性錯誤。”姚雪垠在向吳晗求教了幾個有關曆史問題之後，吳晗用手拍了一拍桌子，豪爽地說：“你把這部作品改好了，將來如果真有人從曆史方麵批評你，你不必管，我吳晗站出來替你打筆墨官司！”吳晗在明知姚雪垠是摘帽“右派”的情況下，能這樣不以人廢言，不怕擔風險，為了繁榮和發展祖國的文學事業，大膽、真誠地對《李自成》第一卷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並支持了姚雪垠正確的曆史論點和全書創作計劃，不僅使處在困境中的姚雪垠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也使江曉天更加堅定了出版《李自成》的信心。就這樣，姚雪垠和江曉天繼續“流水作業”，奮戰了整整100天，終於在春節前夕，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和審定。
沒想到的是，1963年春，當《李自成》第一卷最後定稿，就要付印出版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在毛澤東接連發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指示後，報刊上對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又開始了過火的批判。這不能不引起江曉天和中青社的警覺：《李自成》的稿子沒有問題，但作者是“摘帽右派”，此時出版會不會出問題？他想，萬一惹出什麼問題，領導好辦，一是官僚主義，嚴重一點，再加上個“用人不當”，可他作為責任編輯，就要承當後果，“罪責難逃”了。正在江曉天為此而焦慮萬分之際，得知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曾淳4月份要來京開會的信息。曾淳一到京，江曉天便急如星火地趕到前門飯店找曾淳麵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