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露菲給李茹的這封信，我立即想起，曉天不隻是經常去看望逆境中的周揚，還在周揚一病不起之後，為周揚出了兩本書：《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和《周揚近作》。
記得是1983年冬，得知曉天將兼任恢複建製的作家出版社總編輯後，我和《新觀察》編輯部主任張鳳珠一起去他家，向他表達調往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急切願望。他說，對你們倆我都了解，歡迎你們來一起創業。不過，你們都是辦雜誌的，沒有搞過圖書出版，還得調幾個有圖書出版經驗的老編輯來才能開張。張鳳珠向他提議可調她當年在文講所的同學、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編龍世煇，我則建議不妨先創辦一個大型文學刊物，可以叫《中國作家》，為出版社樹起一麵旗幟，吸引和團結一批作家。張鳳珠和我的這兩個建議他都采納了，隻是因為《新觀察》主編戈揚不肯放我走，致使我比張鳳珠、龍世煇晚到了半年。1984年8月，我到作家出版社報到時，《中國作家》編輯部已有了三四個編輯，而圖書編輯部還空無一人。然而，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即周揚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就麵世了。誰當的責任編輯呢？一問，才知是總編輯江曉天在社外特聘的吳泰昌。
泰昌兄近日告訴我，1959年北大中文係55級同學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稿》等書將完成時，係主任楊晦教授有天曾突然布置陳素琰、賴林嵩和他等同學一項任務，協助周揚同誌修訂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但到1962年夏天，不知什麼原因，書稿按周揚同誌的意見整理好後，就從此沒有下文。1983年，作家出版社恢複建製時，因兼任社長的張僖和江曉天曾想將他調去任副總編，所以他偶有機會參與商議作家出版社最初的選題計劃。有次他向江曉天談起周揚的這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本，並告訴曉天當年就是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的，並指定由袁榴莊當責編，請曉天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正式征詢周揚意見。不久，曉天就告訴他，周揚同意了，讓他負責此事並直接找周揚麵談。這樣他就去見了周揚。那天周揚情緒很好，對他說：“我查了，原來你們整理的書稿文革中已損失，這次隻好麻煩你重起爐灶。”關於書的修訂，周揚講了幾點：“一、每輯的提要不寫了；二、譯文要用權威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麵可以重新設計；四、修訂本他不準備重寫序言，用原來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內容不動。”周揚強調說：“這本書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編纂的。序言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毛主席看後肯定過。”事隔幾年，他才得知毛主席在看了這篇序言後給周揚的信中說到：“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曆史敘述，借以證明我們今天的文藝方針是正確的，這點很有益處。”（《毛澤東書信選集》228頁）至於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揚說：“有的後來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也不動了，那是曆史，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後來，因馮牧不放他走，他隻好在文藝報的工作之餘來完成這本書的修訂工作。1984年春節過後，他將代作家出版社擬的《出版說明》和書的封麵設計圖送給周揚審定。周揚當場看了《出版說明》，改動了個別字句，封麵也認可了，並將1944年初版書上的序言作了個別詞語改動的一份複印稿給了他。1984年10月，樣書出來了，第一次印了12000冊。他將樣書送給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周揚，周揚匆匆翻看了書的版權頁，頗有感觸地說：“這個修訂本磨難多年，終於出來了，印數還不少，謝謝你們。”
近日，我從書櫥中找出了這本1984年我社再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重讀周揚寫於1944年3月的《序言》，發現最後一句話是：“對在校閱和翻譯上曾為本書出力的陳伯達、喬木、曹葆華諸同誌，我於此一並致謝。”仔細體味周揚對泰昌說的“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那句話，就更覺這本書在《序言》不作改動的情況下再版的深意了。
周揚對泰昌說，《序言》中提到的人，有的後來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顯然不隻是單指陳伯達，而且也包括胡喬木。眾所周知，周揚和胡喬木，從延安時代起，就是在黨內齊名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是曾受到毛澤東讚賞和器重的大“筆杆子”。由於時代的局限，周揚身上長時間地套著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致使他在建國後的17年裏，宣傳過“左”的理論，執行過“左”的政策，甚至整過人。但在經曆了“文革”的劫難，複出後的周揚，卻從理論的高度，對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進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對在“左”的路線指導下傷文、傷人的過錯有了醒悟。作為一位“人性回歸”的理論家，他當時所作的反思，是深刻的、徹底的。他對待曆史客觀、公正的態度，不但獲得了文藝界人士廣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這反思也使他在理論上的探索充滿了勇氣，寫出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等敢於突破理論禁區、大膽探求真理的重頭文章。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轉變，引起昔日戰友、此時正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的不滿。1984年1月，胡喬木發表了一篇公開批判他的《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長文，並由此引發一場“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冷不防周揚又一次被擊倒了。1984年9月，心情抑鬱、痛苦的周揚在廣州摔了一跤，很快住進北京醫院，診斷為患無法治愈的腦軟化症。就在周揚這樣最危難時刻，經江曉天簽發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隻是在精神上給予周揚一種強有力支持和撫慰，而且也借此向世人證明，周揚在傳播、探索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曆史性貢獻，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否定不了的。江曉天選擇周揚編的這本書作為作家出版社新時期打出的第一炮，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果敢之舉，他為了護衛他所崇敬的周揚同誌的聲譽，連胡喬木這樣當政的大人物也敢得罪，真的是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