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周揚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之後，1985年6月，又經江曉天拍板，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顧驤編選的《周揚近作》。關於這本書的編選，顧驤先生在接受學者徐慶全的采訪時說：“編這本書也是在這一年1月。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周揚同誌第一次報病危，人們試探中央能否公開為周揚平反？以最高領導人去醫院探視的方式？難以做到。習仲勳同誌告，經請示耀邦同誌，可以采取將周揚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這篇遭批判的文章再次公開發表的方法以達此目的。如何公開發表不顯得太突兀？於是有了編一本周揚同誌近作選集出版，將‘探討’文章收進丟的想法。蘇靈揚同誌、張光年同誌找我商量，希望我能擔當這一任務。此事，我責無旁貸。大約花了兩周時間，突擊完成了收集材料、選編、校訂、文字整理工作，編出一本選集來，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徐慶全問：“魯迅在編輯瞿秋白遺文時曾經說過，手中揑著亡友的遺稿好比捏著一團火。不知當時你是否有這樣的心態？”顧驤回答：“周揚同誌雖然還在世，但是我搶在他生前將這本書出版，也有類似手中捏著一團火的心情。”（《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第152-153頁，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我想，江曉天在承接這部書稿出版任務時的心情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在談到江曉天一生豁達、豪爽，樂於廣交朋友時，李茹說：“曉天從不趨炎附勢。對一般人，誰有困難了，被貶了，落難了，他往往會給予更多的關注、同情和幫助。常常是哪個朋友紅了，成名了，升官了，他反而不登門了，不主動聯係了。他常對我們說：‘不必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的好’。”無疑，他在兼任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期間，鬥膽為又一次落難的周揚精心出版這兩本書，就是雪中送炭，讓周揚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感受到了火一般溫暖的可貴友情。
其實，江曉天與周揚交往的時間並不長，從1978年春天第一次看到他，聽他在文聯全委擴大會上公開地、坦然地自我剖析，並一再地對17年中因與他工作有關而遭受不公正處分的同誌道歉，就對他的坦蕩襟懷和磊落氣度產生了由衷的尊敬。到1980年5月，聽他在全國文學期刊工作會上講到“文學期刊的編輯不但要做個哨兵，還要做個勘察員”，“更重要是園丁的作用”時，做過多年編輯工作的江曉天，覺得“他用這言簡意賅而又高度概括的兩句話，全麵地表述的宣傳部門、文學期刊、出版編輯的基本職責，大有頓開茅塞之感，印象特別深刻。”（《大師風範永存》，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第48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而周揚，對他也很是賞識。他在接受徐慶全的采訪時回憶：“我在1977年到1981年，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化藝術研究院領導小組成員。1981年，賀敬之同誌到中宣部，想把我們研究室的幾個人調到中宣部，而任文化部代部長的周巍峙同誌，卻不想放我們走。周揚知道這個情況後，就想把我們調到文聯去，成立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但當時文聯沒有編製，文化部又不同意我們帶編製過來。周揚同誌找到胡耀邦同誌，要了48個編製，把我們政策研究室的30個人都調到了文聯，成立了文藝理論研究室，由我擔任主任。”“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前後五年多時間，經常聆聽他的教誨，深受諸多教益。對我影響最深、教育最大的，是對人對事的寬容態度，嚴於律己的高尚品格。”“1983年前後，作家戴厚英出版了長篇小說《人啊，人》，引起了爭議，一些人甚至認為這本小說有很嚴重的問題，報刊上也有批評文章。有一次，我到周揚那裏去，周揚問我：現在對《人啊，人》有些議論，有人向我說了小說的問題，我沒有時間把小說看完，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正好把這本小說看完了，我對周揚談了我的意見。我說，我也是當了很多年的老編輯了，我認為這本小說寫得不錯，‘六同學聚會’這一章寫的尤其精彩。這本小說並沒有什麼出格的東西，是不應該進行批判的。周揚同意我的意見，對我說，問題不是一本小說的問題，而是怎樣對待藝術創新的問題。我們對文學上的創新的東西，一定要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不要對什麼都一棍子打死。”（《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第189-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