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畢芳：“你當時知道《古城鬥“胡騎”》事件的政治背景嗎？”她告訴我說，當時中青社的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她隻以為西安情報處或王超北有什麼重大曆史問題，並不知道這是康生策劃的一個整人的陰謀活動。後來才知道，習仲勳當時還審閱通過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劉誌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因這部小說遭康生誣陷，毛主席接過康生遞給他的條子念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並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這樣，把《劉誌丹》定性為為高崗反黨集團翻案的大毒草，習仲勳成了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頭目。王超北也因此而受牽連，被康生誣陷為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把他逮捕入獄。一夜之間，功臣變成罪人，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了大半輩子的王超北竟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致使當時年已六十的他，又坐了十七年冤獄……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案還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牽扯了進來。因《古城鬥“胡騎”》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歐陽柏整理的。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齊燕銘親自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傳達了康生的指示，說龐知所寫的西安那個什麼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簡直是胡鬧！共產黨哪裏有這種東西？韋君宜見齊燕銘說話時的表情，像是王超北的回憶錄簡直不值一駁。加上她自己對黨的秘密工作確實知道也不多，就想：在國民黨機關的院子裏安設共產黨的電台，這可能嗎？特別是審訊一個共產黨員，他並沒有供出什麼來，隻懷疑他可能招供，便將他處死，這不是殺害同誌嗎？隨後，她就把歐陽柏找來談話。一談之下，歐陽柏卻說他隻是在《新觀察》當編輯時，因組稿關係認識了王超北，王超北談過一些別的內容，他記錄整理過。後來，王超北說，還有不少材料，願意找他整理。他聽了聽，也覺有意思，便答應了。問及西安地下黨那個機關到底怎麼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說之外，實在一概不知，和他們也沒有別的關係。至於她說的以國民黨麵目擅自打死並未招出什麼的共產黨員是犯罪，他說他連想也沒想過，隻以為王超北那麼幹就是革命的。他是個候補黨員，對黨內的一切，茫無所知。然而，中宣部卻認為歐陽柏問題重大，可能也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中宣部出版處副處長許力以多次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坐催此案。可是無論韋君宜怎麼問來問去，歐陽柏都交代不出新的材料。歐陽柏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老記者，按其曆史，實在也不像是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當時韋君宜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個壞蛋，把反革命曆史當革命曆史瞎吹。可是這個歐陽柏實在不像參加了他們的陰謀，難以判罪。她把她這個“審理結果”彙報上去。中宣部也跟歐陽柏談過幾次，並未發現超過韋君宜所得的材料。但是，卻從中直黨委通知下來：停止給歐陽柏這個候補黨員轉正，並停止他閱讀一切文件刊物、聽一切報告（包括普通非黨編輯聽的報告）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