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韋君宜感到震驚的是，這個案子沒有完全結束，波浪就衝擊到了她的身上。她在晚年寫的《思痛錄》中回憶道：“這時到處在抓‘反黨小說’。我前一陣發表了幾篇小說，於是落入網羅。北戴河會議傳下令來，叫將反黨小說搜集一批報上去。作家協會黨組趕快翻刊物檢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樣子。最後作協黨組開了會，把我的兩篇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作為毒草，報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消息是黃秋耘秘密告訴我的。後來，文化部副部長李琦還專就這兩篇小說的問題和我談過話，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劉近村編一個隊，卻叫他‘領導’我。我出了‘問題’，這是明白無誤的。我為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誌，他也說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隻是反複地說：“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寫一個性格……我們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淚，一麵覺得冤，為什麼就連寫這一點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沒有，隻允許我們歌頌單線條的英雄呢？另一麵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個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會議的毒草名單，則此生休矣。習仲勳尚如此，其他何必論？碰到這種事的，不止我一個人。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魯亮儕摘印》，被說成‘影射’，用唐朝杜子美經曆的人民困苦生活來影射今日的社會主義生活。郭小川的《望星空》，因抒寫望星空的個人所感所思，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最後他們的遭遇也和我一樣，沒有公開點某某的名，僅內部批了一番。此後黃秋耘被送往石油工地‘受再教育’，郭小川被解職（作協秘書長，黨組成員），送到《人民日報》當記者去了。類似的還有。”
韋君宜在回顧了這一事件的波及麵後說：“看起來，我們這一批所受的處理還是從輕的。但是，我們的罪名卻比1957年劃的那些‘右派’更加說不清楚了。那時候，秦兆陽還有個‘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主張，丁玲還有‘一本書主義’這麼個不成主義的主義。而我們這一群有什麼？‘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則凡小說，都能構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罪於人的路子就越來越寬了。這已經為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劄記》等鋪平了道路。”確實，由小說《劉誌丹》和《古城鬥“胡騎”》事件引發的習仲勳、王超北冤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開了一個以文藝作品定反黨罪名的先例。這應該說是康生的一大發明吧！
所幸當年畢芳沒有因《紅旗飄飄》刊發《古城鬥“胡騎”》而獲罪。她對我說：“我當時沒有受到什麼處分，是因為我作為《古城鬥“胡騎”》的責任編輯，整個送審、編發程序都沒有問題。當時，蕭也牧和張羽、黃伊、王扶都調離傳記組了。中宣部調查組的人說，真沒想到這麼有影響的《紅旗飄飄》，現在是你和幾個年輕人在編。但一個搞得轟轟烈烈的叢刊，突然毀在我手裏，我是很傷心的。真是小人物卷進了政治大風浪，命運不由自己作主。《紅旗飄飄》停刊之後，我就離開中國青年出版社，遠赴邊疆，到黑龍江當專業作家去了。直到1985年10月，我接到王超北逝世的訃告，才知道他的冤案是1979年平反的，出獄後他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顧問（副部級待遇）。習仲勳同誌參加了王超北的追悼會，他那時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了。遺憾的是，蕭也牧在1970年就遭造反派迫害致死，沒有能等到他的冤案平反昭雪，更沒能看到由他親手創辦的《紅旗飄飄》在1979年複刊……”
200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