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江曉天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抽出一天半的時間將40萬字的稿子瀏覽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軍的，雖未親曆《紅日》中所寫的三次戰役，但這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挫折，都曾牽動過他的心，所以，他越讀越受感染，心裏充滿愉悅和興奮之情。同時，他被作品的藝術魅力深深吸引，從宏偉、激烈的戰爭場麵中，幾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煙味，備感親切。最令他感佩的是，吳強筆下眾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個性特色，鮮明生動。尤其是對國民黨軍的高級將領，如74師師長張靈甫的形象刻畫，不是簡單化的漫畫式勾勒，而是敢於寫他的頑強、狡詐和凶狠，敢於挖掘他的內心世界。江曉天覺得，這正是真實生活的藝術再現，從而體現出我軍勝利的來之不易，有力地謳歌了我軍將士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此外，小說還用相當的篇幅寫了我軍高級幹部的愛情。自建國初期錯誤地批判了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之後，軍事題材作品幾乎再也看不到愛情生活的描寫了。由此，江曉天感到，《紅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軍事題材作品，看完稿子的當天晚上，他就把它作為向建軍30周年獻禮的重點書稿交給了編輯室副主任陶國鑒。他之所以選擇陶國鑒來當《紅日》的責任編輯，是因為陶國鑒也曾是新四軍，既熟悉這段曆史，也懷有深情。
陶國鑒是個長於做案頭工作且非常仔細認真的老編輯，一個月後，他向江曉天彙報，吳強的《紅日》確實寫得很好，文字技巧也無需作多少加工，稿子已發排了。不過，石東根連長這個人物，有些描寫出書後可能會在社會上引起爭議，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刪攺？江曉天知道，他指的是吐絲口戰鬥中一個連出了兩個英雄班，活捉千餘名俘虜，連長石東根在歡慶會餐時酒喝多了，高興之下，穿上繳獲敵軍的將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揮刀，騎上大馬到野外奔馳的情節。想了想回答：“石東根那樣是有點‘出洋相’，不過軍長已批評了他，事後他也感到後悔，再說，生活中人物的個性是多種多樣的，這樣描寫更能表現生活的多彩，也顯得很真實，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見了。”
盡管稿子不必作大的修改，但距離“八一”建軍節隻有一個多月了，為了爭取時間，陶國鑒經與校對、美術設計、印刷裝訂、發行、宣傳等業務部門緊急協商，製定了一個保證“八一”出書的工作日程表，並把中青社為《紅日》的出版一路大開綠燈的情況及時寫信告訴了吳強。吳強高興地回信說：“你們對這部東西，采取熱情的態度，緊急的步驟，我很滿意，大樣來不及，我就不看了。”一部書稿的大樣在北京與上海之間來回郵寄，當時確實麻煩又誤時，但對不再看大樣，吳強心裏又不太放心。因此，就文學編輯室正緊張地看校樣之時，吳強又連續來了6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處小的改動。吳強很動情地在信中寫道：“現在可能發了稿，在書未和讀者見麵之前，心總是不安的，因為一本將近四十萬字的書，在經濟上要花好多萬元的本錢，你們和印刷工人的勞動也很大，倘使保存許多毛病在書裏，是很難過的。哪怕是個別字句不妥，也會引起這種難過，除非是作者自己為精力所限而確實無法補救的，為此，還得麻煩你們一下……”為使吳強放心，陶國鑒以文學編輯室的名義立即回信告訴他：“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點望您釋念。至於校對是否仔細，我們感到已盡力了，當有待您看過樣書後評價。全書未能請您看校樣，我們有與您同樣不安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樣書後，立即提供一個校正本，以便再版時糾正。”同時在信中告訴吳強，“《紅日》第一次印刷為四萬五千多冊，第二次印刷一萬六千冊，兩次印刷相距甚近”。由於文學編輯室與有關業務部門密切配合，一切都按計劃進行，《紅日》終於以驚人的速度在7月20日提前出版了！
《紅日》的噴薄而出，震撼了中國文壇。評論界一致隊為，這部作品正麵展開我軍全殲國民黨王牌軍74師的宏偉畫麵，激越、壯麗，洋溢著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熱情。反映了我軍由弱到強，最終取得輝煌戰績的曆史進程，揭示了人民戰爭的規律，形象地體現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在敵我雙方人物，尤其是高級將領典型性格的刻畫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對於中國當代軍事文學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著名軍旅作家莫言曾說，像他那樣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最早受到的文學影響，肯定是一批建國後出版的紅色經典。然而，他又說：“同是紅色經典，但感覺到其中有些書的寫法跟別的書不一樣。譬如吳強那本描寫孟良崮戰役的《紅日》，一開始寫的是我軍失敗，寫到了陰霾的天氣和黑色的烏鴉，寫到了部隊的悲觀情緒和高級幹部的沮喪心情。我當時感覺到他不應該這樣寫，這樣寫不太革命。孩子還是希望英雄永遠勝利。像《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那樣。《紅日》一開始寫悲觀，失敗，我覺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後，才知道當初那些讓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學意義的描寫。”也正因為《紅日》有著這樣與眾不同的“最有文學意義的描寫”，連同改編成的電影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扣上了“離經叛道”的罪名，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直到1978年，在粟裕將軍的關懷下，吳強的錯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使《紅日》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