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複出後，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和上海市作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巴金）。1984年12月，在全國第四次作代會期間，我由陸文夫引薦，拜訪了擔任上海代表團團長的吳強。當聊到《紅日》對軍事題材文學創作有突破性的藝術貢獻時，他告訴我，在創作藝術上要取得突破很難；真有了突破，要得到方方麵麵的認同則更難。電影《紅日》拍成以後，就像小說稿一樣，拖了近兩年在公映。當時送文化部電影局審，第一次未獲通過，修改後再送審，仍不放行。最後，上影在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原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的支持下，隻得把樣片直接送請陳毅副總理審看。陳老總看完後十分興奮，當場說：“我看《紅日》影片拍得不錯。這麼長的小說，能提煉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嘛！”《紅日》這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展現在銀幕上……
長期以來，還有件事不為人所知，即《紅日》的責編陶國鑒，在《紅日》出版後不久，就被打入了另冊。前不久，在我采訪病得瘦骨嶙峋的江曉天時，他痛心地說：“那年我從中央黨校學習回社，編輯室的兩位副主任，蕭也牧和陶國鑒，都被錯劃成了右派。陶國鑒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後，再也沒回中青社。因此，到1964年下半年《紅日》再版時，就換由王維玲當責任編輯了。王維玲回憶：
當時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已廣為傳達，中央和各地的文藝部門、出版部門正緊張地貫徹執行。在出版界掀起了“查書”的整風運動，對已出版的讀物中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進行全麵清理檢查。在這樣的大環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無例外地都謹慎起來，對已出版的讀物，不敢輕易簽字再版。恰在這時，新華書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紅日》的要求。經編輯室研究，由我執筆，以編輯室的名義，給吳強寫了一封信，建議他對《紅日》序言裏有關愛情描寫的一些論述和書中的一些愛情描寫作適當刪節；對張靈甫的描寫，特別是他被殲時的惶恐、緊張、絕望心理要加濃加重；對連長石東根酒後失態的描寫過重，要淡化。此時，吳強作為一名老黨員、老幹部、老作家，又長期在部隊中從事文化領導工作，他也感到來勢強勁，不同尋常。在寄回修改本時，他在信中寫道：“你們提出的均應認真考慮，能改的就要改，甚至若幹年後，如有必要，來個大改或者重寫，也無不可，這次隻能挖挖補補，不能大動了。但此次改動也較大，關於華靜和梁波的愛情生活部分全部刪去了，對石東根和張靈甫的描寫也作了一些改動。”根據吳強寄來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1965年新華書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紅日》的要求，這時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文藝界的形勢急轉直下，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和眾多知名的作家紛紛被公開點名批判，政治空氣已十分緊張。這時出版社再版誰的書，首先要與作者所在的部門取得沒有問題的證明信後，方可安排再版。吳強自然也不例外，我社向上海有關部門發了函，回函明確表示：“目前尚未發現問題，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該書內容上的問題，一是愛情描寫，二是連長醉酒醜態，三是團長死後氣氛太悲觀，四是張靈甫之死，讀者意見較多，應當修改後再版為妥。”我如實地把這些意見告訴吳強，他又一次進行了修改，這就是1965年“文革”前的最後一版。（《中國編輯》2008年第4期）
風雨過後見彩虹。1980年中青社再版《紅日》時，理所當然地恢複了它的本來麵目。吳強說：“事實證明，1959年以後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截止1995年底，《紅日》已經印刷了48次，發行180多萬冊。為此，王維玲在那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想起1964年我以編輯室的名義給吳強寫的那封信，雖有當時的大環境、大氣候和政治上的種種因素和製約，有這樣那樣的客觀原因，但我仍有說不出的懊悔。做一名合格的文學編輯，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斷和見解，不能人雲亦雲，跟著別人後邊跑。”
如今，《紅日》又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熱播，若吳強地下有知，一定會為這部紅色經典更加深入人心而感到欣慰的吧？
2008年3月28日一稿，2009年5月2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