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捜集資料，正著手寫《蕭也牧悲劇實錄》時，蕭也牧的長子吳家石特意給我送來了由蕭也牧起草的致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一封約稿信（複印件）。信是這樣寫的：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紅旗飄飄》發表後，很受廣大讀者歡迎。聽說您們已把它擴展寫長成篇，這是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如果已經寫好了，請即寄來一讀。但不知道您們寫的是根據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成的小說，還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憶錄？若是小說，請寄我社第二編輯室，若是回憶錄可寄五編室。我們當以躍進的精神迅速處理，並望立即得到您們的回信。
緊緊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沒過幾天，我在張羽遺孀楊桂鳳提供給我一批資料中，又發現了這封信的草稿（複印件），草稿右側有“江閱23/7”及注明“航空”郵寄的字樣，這說明，此信發出前是經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審定過的。從信中“以躍進的精神”這一特定用語來判斷，此信無疑寫於時處“大躍進”的1958年。當時沒有複印設備，約稿信寫成後，加蓋公章發出前，抄錄一份存檔。吳家石給我送來的，當是那份存檔的複印件。由這封信，引發了我對紅色經典《紅岩》誕生曆程的探究。
有關這封約稿信，江曉天生前曾在《早該還曆史真麵目》一文中回憶：“1957年底，我從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回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吳小武、張羽、黃伊都向我談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紅旗飄飄》第六輯發表後，社會反響很強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還很多，建議他們再寫長的。當時，文學編輯室的三位副主任，兩位錯劃成‘右派’，一位被錯誤地撤職、留黨察看。經他們簽發的書稿有30來部，二審過的稿子也有近20部，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全壓我一個人身上，忙得不可開交，未顧上布置專人聯係（編輯業務骨幹所剩無幾了）。不久，中國作家協會為迎接建國十周年，成立了文學作品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簡稱‘獻禮’小組），以邵荃麟和嚴文井同誌為首，我代表中國青年出版社參加。各省、市作協分會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納入規劃的主要是新創作的長篇小說。1958年7月，我從作協‘獻禮’小組的一份簡報中，發現四川報來的材料有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寫的一部長篇《禁錮的世界》，回到機關，馬上叫吳小武（即蕭也牧，原編輯室副主任，錯劃‘右派’，決定下放，因為他負責編輯《太陽從東方升起》未完，我把他留下工作一段時間）給三位作者寫了封信。”（《四川文學》1993年第11期）由此可見，追溯《紅岩》的由來，還得先從《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說起。
曾在1957年參與《紅旗飄飄》叢刊創辦的王扶告訴我，就在編輯部安排第二集稿件時，收到了四川省長壽縣讀者趙山林寫於4月11日的一封反映當地群眾意見的來信，說他們聽了羅廣斌同誌演講解放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血錄，深受教育，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過寫小說的形式出版發行”，以便使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對廣大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編輯部在原先製定的選題計劃中，本就有一項是擬請羅廣斌寫《江竹筠傳》，趙山林信中的建議，正好是為他們提供了約稿線索，可謂不謀而合。於是，就由她起草了一封給羅廣斌的約稿信，請他最好能在5月20日前將《中美合作所血錄》稿寄達《紅旗飄飄》編輯部。
羅廣斌未能如約在5月20日前將演講稿寄來，直至11月15日，《紅旗飄飄》編輯部才收到由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們在給編輯部的信中說：“最近我們抽時間把前一時期向青年作報告的要點整理了出來。作報告的時候，根據不同的對象，有的隻講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時候，大體上仍保留了講故事的敘述方式。”。這篇副題為《記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死難的烈士們》的回憶錄全文一萬餘字，共分六節：《魔窟》、《考驗》、《意誌的閃光》、《挺進報》、《望窗外已是新春》和《最後的時刻》，揭露了蔣美反動派在重慶歌樂山下的“罪犯集中營”裏犯下的血腥罪行，是一曲革命先烈奮勇鬥爭的悲壯頌歌。經張羽做文字加工和蕭也牧審定後，安排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發表。
這篇回憶錄為什麼是三個人共同署名呢？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從解放之日起，重慶就成立了“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11.27”越獄脫險的地下黨員羅廣斌和劉德彬，先前被組織分配到那裏去協助工作，參與整理烈士傳略，以供給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參考。這期間，他們在《國民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署名“楊祖之”的文章《我從集中營出來》。楊祖之即楊益言，他哥哥楊本泉與劉德彬曾是中學同學，劉德彬找到他後，就介紹他與羅廣斌認識。1950年1月烈士追悼會結束後出了一份題為《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的大會特刊，其中《血染白公館》和《火燒渣滓洞》兩節，分別出自羅廣斌和劉德彬之手。會刊在交《國民公報》印製時，因人手不夠，劉德彬就找了楊益言來幫助校對文稿。1950年4月，劉德彬調任青年團重慶市市中區委少年委員，不久調任團市委常委、少年兒童部副部長（後任部長），他和已任團市委統戰部長的羅廣斌一起，向重慶市委組織部們寫了書麵介紹，安排楊益言到團市委機關工作。從此，他們三人就開始在一起進行對青少年的宣傳教育工作，1950年7月1日，在重慶《大眾文藝》一卷三期上，第一次以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的名義，發表了《聖潔的白花－－獻給九十七個永生的共產黨員》。這是根據羅廣斌寫的《血染白公館》和劉德彬寫的《火燒渣滓洞》兩文改寫而成。1952年底，劉德彬和團市委另一位同誌一起介紹楊益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4年5月，劉德彬調任重慶市小學教師聯合會主席、重慶市總工會教育工會副主席。一天，他去找住在青年路體育館的羅廣斌，約羅廣斌一起去看望那位會打雙槍的老地下黨員、十年內戰時期華鎣山遊擊隊的負責人陳聯詩。羅廣斌很感興趣，跟他去到附近的新民街3號市文聯。他們去時，陳聯詩正在作畫，滿屋都掛著她畫的中國畫。羅廣斌問起其中一幅《薑太公穩坐釣魚台》的意思，陳聯詩便給他們講了當年一些驚險經曆。她講的好些細節、語言，後來都被用到了小說之中。在隨後的幾年中，為配合一個個政治運動和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他們三人被指派到重慶、成都、內江、瀘州等地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做了幾百場報告。報告越做越精彩，故事越講越感人，為他們後來寫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單行本時改為《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錮的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