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收到後，由王維玲和江曉天很快看完，認為作品的整體框架大致可以了，有一定的基礎，隻是通篇還顯得比較粗糙，文章的思想內容、主題意旨上還需要深化，尤其是藝術上的提煉和人物個性的塑造，還要下較大的力氣。這一稿的署名是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這一稿直到1959年秋天才改完，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長篇小說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中青社仍將其作為重點書稿，加緊進行出版策劃，並決定由出版社付款，請作者在重慶就地找印刷廠排印一批作為征求意見本。
1959年8月，中青社收到《禁錮的世界》第二稿，署名仍是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考慮到定稿前的編輯加工量較大，江曉天請有多年編輯工作經驗且賞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較高的畢方參加了進來。他和畢方、王維玲認真細致地看完全稿後，碰頭研究了一兩次，於1960年初，通知作者來京交換意見，具體商定修改方案。因作者要聽取重慶、四川一些熟悉地下鬥爭生活的老同誌及文學界前輩沙汀、馬識途等人的意見，直至5月中旬，羅廣斌和楊益言才來到北京，住進炒豆胡同的團中央招待所，劉德彬沒能同來。而正是這個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從1960年6月開始，因一封給安徽老家的信被大隊幹部拆查，一頂“漏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突然落到江曉天頭上，使他遭到了持續5個月之久的批鬥。
江曉天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當時，我一下子受到那麼沉重的冤枉打擊，真有點感到日月無光了。但我還是以黨性和事業為重，強製壓抑個人情緒，冷靜下來，認認真真地向羅廣斌和楊益言談了對《禁錮的世界》的總體評價和具體的修改意見。每次都是我和畢方、王維玲一起去，前後一共談了六七次，每次半天。因為我幾乎天天要接受批判，於是批判會上午開，我就下午談；下午開，就上午談。後幾次是采取對話的方式，充分交換意見。事情過去幾十年了，但當時我所談的原則性的修改意見，還是記得很清楚的，主要是思想內容要深化和藝術要升華這兩個方麵。我說，思想內容的深化，是指小說的整個基調、氣勢要昂揚。應該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名戰士季米特洛夫那樣，把敵人的監獄和審訊庭當作戰場，而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館寫成從肉體到精神的‘禁錮世界’。我說，《禁錮的世界》這書名不好，一定要改換。至於說藝術要升華，就是要他們擺脫真人真事回憶錄的痕跡，不能局限於生活原型，合理的虛構是不可缺的創作手法，尤其是細節描寫、人物的心靈世界、情感活動，在不違背總的曆史真實和特定時代、環境中的生活邏輯下，他們可以自由創造。這樣，既可避免有什麼運動來時而對號人坐，又能放手以豐富獨特的細節塑造個性化鮮明的人物形象……”我問江曉天：“羅廣斌和楊益言知道你當時的處境嗎？”他回答：“我天天挨批鬥的事，肯定有人告訴了他倆。人是有自尊心的，不過還好，他倆還是很樂於聽我談的修改意見，不停地往本子上記，尤其是羅廣斌，對我很尊重，談笑風生，沒有對我這個正在挨批鬥的人流露出絲毫的冷漠。這也是我能堅持和他們把修改意見談完的一個重要因素吧！”江曉天的這種敬業精神，很令我感動。我想，羅廣斌當年很尊重他的意見，也一定是出於一種對文學事業的忠誠之心吧？
羅廣斌、楊益言在聽取了江曉天和畢方、王維玲的意見後，一麵修改作品，一麵學習、參觀、訪問。當時革命曆史博物館和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尚未正式開館，他們捷足先登，在那裏看到了毛主席在解放戰爭時期寫的許多重要文獻的手稿，使他們大大提高了對渣滓洞、白公館當年的局部鬥爭和全局關係的認識，“好像航行在迷霧裏的船隻，忽然看見了燈塔”，加快了第三稿的進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0年秋，原五編室屬於人物傳記、回憶錄的部分工作歸入文學編輯室。剛回到文學編輯室的張羽，擔起了編發《禁錮的世界》的重任。
這一重任之所以會落到張羽的頭上，顯然是因為他是《在烈火中永生》單行本的責任編輯，他與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早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了解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背景和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張羽在《我與〈紅岩〉》一文中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