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火中永生》座談會以後，我去西南、西北地區組稿時，又到重慶。我去重慶的目的，除了組織革命回憶錄和傳記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彙報作品在讀者中的影響，以及讀者的要求，同作者進一步交流思想，交換意見；同時，受二編室委托，順便向他們了解一下關於小說《禁》的寫作進度。另外就是向陳聯詩同誌催要她的回憶錄。
我於1959年4月11日晚抵達重慶，住在重慶團市委。聽說羅廣斌、楊益言已從2月起，由重慶市委批準，得到三個月的創作假，現在正在埋頭創作。次日清晨，我到他們的住處去訪問，看到羅、楊二人正關在樓房盡頭的一間狹長房間裏緊張地工作。他們把已寫好的章節給我看。羅廣斌謙虛地說：“我們本來不會寫小說。可是想起死難烈士的遺言‘隻要這裏能有一個人活著出去，就一定要把這座人間地獄的真實情況告訴全國人民！告訴人們，我們是怎樣和美蔣反動派進行鬥爭的。’我們的心就不能平靜。”羅廣斌說：“他們見我們年輕，就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親曆的事詳細告訴了我們。我們是幸存者，有責任完成他們的委托。雖然我們不會寫，但也要學著寫。本來是想寫點材料給專業作家寫作時作參考，但沒有人承擔，隻好由我們執筆了。看來，作報告還容易，一動筆才知道比我們早先設想的要複雜得多。新的困難又需要我們去解決”。
？下午，我到重慶文聯訪問了陳聯詩同誌。這位飽經風霜、麵容憔悴的傳奇人物在會客室裏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寫的20萬字的回憶錄交給了我。晚上，我和羅廣斌談起陳聯詩的回憶錄，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他要我遲半天寄往北京，讓他當晚先翻閱一下。[在我1959年的記事本上這樣寫道：4月12日訪曾克、陳聯詩同誌。拿到稿（注：陳聯詩自傳），晚交羅、楊先看。晚訪廖伯康同誌。4月14日，給江（曉天）發信（注：寄稿）。羅廣斌後來在信中告訴我，陳聯詩就是他在小說中創造的雙槍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來，這位麵龐清臒，看上去質樸、文弱的老人，原來竟是當年華鎣山地區神出鬼沒、威震敵膽的中華英傑。在重慶期間，適逢團中央學校部在那裏開會，與會同誌以及幾位越南友人要參觀“中美合作所”舊址，羅廣斌特來約我同往。我有機會親眼觀察了《在烈火中永生》中描繪的“特區”場景：歌樂山的複雜地形，曲折的盤山公路，隱伏在山坳上的白公館，袒露在山巒環抱中的渣滓洞。當年敵人的電台、射擊場、酒吧間、舞廳，已隨著他們的失敗而銷聲匿跡，但他們留下的圍牆的斷垣、殘破的崗樓、碉堡以及迫害愛國誌士的各種刑具，卻作為美蔣反動派血腥罪行的見證，供人們參觀，提醒人們永遠不要忘記過去。車過白公館時，羅廣斌告訴我，那裏現在還關押著一些戰犯，所以不讓參觀。他詼諧地說：“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
？進渣滓洞後，我和羅廣斌及團市委學生部長陳家俊一起到旁邊一個殘留的崗亭下合影留念。後來，羅廣斌曾告訴我，陳家俊和他在西南學院，在秀山中學曾長期並肩戰鬥過，他在小說中寫的成瑤，就是以她作模特兒的。（《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
張羽欣然接受為《禁錮的世界》當責編的任務之後，認真讀了總計約80萬字的第一稿和第二稿。他感到可喜的是，作品描寫的生活場麵比《在烈火中永生》寬闊了，雖人物眾多，但刻畫細致了，內容也更加豐富多彩，奇特引人了。然而，對於監獄的日常生活描寫，作者還沒有完全從低沉的基調中跳出來，總的感覺，正如作者後來認識到的：“滿紙血腥，不忍卒讀，讓人喘不過氣來。”為此，張羽在編輯部專門為《禁錮的世界》第三稿召開的座談會上，就《結構與布局》、《開頭和收場》、《暴露與歌頌》、《人，英雄人物，英雄形像》、《江姐和許雲峰》等問題作了一個比較係統的發言，代表編輯部對小說的進一步修改和補充提出了具體的意見。與此同時，沙汀和王覺同誌也反複讀了第三稿，又給羅廣斌、楊益言出了許多好點子。1961年9月中旬，羅廣斌和楊益言帶著川渝兩地眾多同誌的意見，再次來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準備對書稿做最後一次修改。張羽為了便於和他們交流情況，及時解決問題，也搬進他們的宿舍，3床、3桌依次擺開，進行流水作業：楊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給羅廣斌修改；羅廣斌改定後再交張羽加工處理；張羽對稿件進行推敲、訂正、刪削或潤飾後，再交羅、楊傳閱；三人都認可後，即作為定稿，等待發稿付排。幾乎每個晚上，三人都是徹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後，才各自上床，蒙頭睡覺。
在這一次修改中，張羽付出了巨大的勞動，據他在《我與〈紅岩〉》中回憶：這一稿“除一般性修改的章節外，重新構思、重新寫作的部分約有10萬字，可見修改工程之大。”“我和羅廣斌合作得非常得心應手。在修改過程中，對有些設計，我提出幾個方案，任他挑選。他很機靈，很快就從裏麵挑選出一個最佳方案。我們兩人總能達到高度的一致，同他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我們既是以編輯和作者的身份談業務，又是作為戰友和至交談生活，談創作，交流思想，切磋技藝，直麵問題。我們之間從來沒有使用過外交辭令，而是推心置腹，以誠相見，各抒所思、所想。和老羅的合作，是我數十年編輯生涯中最令人難以忘卻、最值得回味的一幕。”1983年，他在業務自傳《我的編輯和寫作生涯》中還曾這樣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