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時，楊益言因事先走，我陪羅廣斌完成定稿，在12月9日淩晨我們改完最後一頁時，羅廣斌感慨地說：“我們這樣的合作，使我改出興趣了。如果現在能再給我時間，我願意全文重寫一遍。”我對他說：“改無止境，為了紀念黨的四十周年，現在的麵貌，可以出版了，將來再版時還可能修改。”
（《張羽文存》第800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出版）
正式發排之際，用什麼作書名，又煞費苦心。當時，編輯部和作者擬有《地下長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紅岩朝霞》、《紅岩巨浪》、《紅岩破曉》、《萬山紅遍》、《嘉陵怒濤》等十多個名字。經反複斟酌，最後一致商定，並報請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批準，取名為《紅岩》。這是因為重慶的紅岩村，曾是黨中央代表團的駐地，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也曾在此居住。給這部小說取名《紅岩》，就意味著國統區的人民是在黨的光輝、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蔣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才迎來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偉大勝利。
從《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紅旗飄飄》上發表，到《紅岩》的最後定稿，曆時近5年，中青社的江曉天、蕭也牧、張羽、黃伊、王扶、畢方、王維玲等編輯，都不計個人得失，為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功付出了辛勞，可以說，這部書稿不僅是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的成果，也是這群文學編輯心血的結晶。這對於作者和編輯來說，都是一段難忘的歲月。江曉天1993年在《早該還曆史真麵目》一文就寫到，“1961年底，《紅岩》定稿發排後，羅、揚要回重慶，新來的編輯室負責人要為他們餞行，在萃華樓飯莊請吃飯，要大家湊分子，每人10元，多一人多攤一分，這才找到了我。當時，我工資每月降了50多元，一切待遇都取消了，全家老小五口糧食定量都降低到最低的25斤，老母、妻子兒女陷於異常窘困、饑餓中，10元幾乎是我全部工資的百分之十！為了麵子，我當時咬咬牙答應了。晚飯後，羅廣斌提出要到我家坐坐、聊聊。我當時住在演樂胡同，很近，不好拒絕。陪同他去的有張羽，楊益言是不是一起去了，記不清了。我一無所有，隻好用白開水招待，唯一有的三根劣質香煙，羅、張、我一人一支就抽光了。羅廣斌對我說了一通客氣、感謝的話，1960年那次談的修改意見，對他如何有幫助。身陷逆境的人，對不歧視、不忘情於自己的人，總是忘不了的。”
《紅岩》於1961年末問世後，立即激起巨大的轟動效應，很快發行到百萬冊以上，尤其是在我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遍及城鄉的“《紅岩》熱”在鼓舞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少年的鬥爭精神方麵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紅岩》出版時，雖然根據重慶市委的意見，劉德彬“暫不署名”，但羅廣斌仍把劉德彬視為作者之一，他主持將稿費的一小部分由三人均分，並將大部分稿費以他們三人名義交作黨費及捐助烈士遺屬。1962年秋，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聽取中宣部、全國文聯、團中央有關領導及一些著名作家對《紅岩》的意見。10月7日，羅廣斌在寫給妻子胡蜀興的信中說：“中宣部對劉德彬很關心。據談，周揚同誌曾說，劉德彬以生命參加了鬥爭，為革命流過血，又參加過《紅岩》的寫作勞動，組織上對他應有個全麵的估計才對。中宣部的同誌很同意並且鼓勵我們同老劉長期合作，搞集體創作，還談到蘇聯有三個同誌曾長期集體創作，迄未分開，搞了一輩子，是值得我們效法的。”（何蜀《劉德彬：被時代推上文學崗位的作家》，《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2期）按照中宣部意見，1962年12月，劉德彬就被調到重慶市文聯任專職創作員，接受的任務是同羅廣斌、楊益言一起創作《紅岩》的“前續”。從這時起，他走上了專業文學創作道路。因此，當1963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小說《紅岩》改編為電影時，他和羅廣斌、楊益言一起，被邀請到北京討論改編劇本，提供素材。於藍主要是從劉德彬介紹的江竹筠的事跡和形象、性格來塑造影片中人物江姐的。以後，她同劉德彬保持了長久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