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斷發現安憶”的心情，有這樣幾次，印象較深，一次是1989年。80年代末，我寫了一係列女人的故事，編成一部小說集，名為《天生是個女人》，請安憶寫序。那是最茫然的一段日子，我的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國女性在開始變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蘇醒，並蒙矓地希望“換一種活法”的故事。小說集所容納的故事雖林林總總，可我對我小說裏這些女主角的認識也隻是茫然、蒙矓。安憶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後，一語道破地指出：“看來，這些‘新女性’，無論換多少種活法，結果都是在一個固定的樊籬之中，這個樊籬就是男人。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能不能衝出這個樊籬，或者說，這個樊籬是不是她們想衝出去就可衝得出的。這是一個人類的命題，也是一個人性的困境，這困境是在人性的深處，可說是核心的地位。陸星兒走過許多路，終於到了這一個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為害怕困難而回頭，或者繞道而行。”安憶提出女性的這些問題，是“人性的困境”，她把問題一下點到最要害的“穴位”，說到了骨子裏，並誠懇又深刻地向我指出繼續前進一步的困難所在。在80年代末，受“思想解放運動”浪潮的衝擊，剛得到啟蒙的我，是寫不出“人性的困境”的，這對於我確實是個難題。然而，讀到安憶的《三戀》，看她演繹愛情故事，赤裸裸地麵對著“人性的困境”，人物和故事都驚心動魄。我從安憶給我寫的那篇序裏，發現了她的《三戀》為什麼在當時會引起震動的原因。
還有一次“發現”，好像是1992年，我正準備寫長篇小說《精神科醫生》。我到精神病防治中心體驗生活，但小說的構想隻是以精神病醫院為載體，著重想刻畫的還是老三屆這代人進入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精神狀態、生存處境。人物在我心裏醞釀著，時近時遠，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可我不知道人物不能確定的原因。有一天，去安憶家玩，她問我手頭在寫什麼東西，我講了正活動在構想中卻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醫生”，安憶好像不假思索地接話：這個人物有點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這四個字赫然突立，如同有靈感閃爍而過，我心裏頓時亮堂，那個始終恍惚的人物，仿佛從隱約的背景後麵明明白白、確確實實地站到我眼前。我差一點叫出聲，我立刻意識到，我可以動筆了，我有把握駕馭人物了，因為，安憶簡扼的話說出了人物的“核”，視線對準了本質，一切便了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對一大批“老三屆”麵對新時代的概括，寫90年這一代人的心態、處境，“英雄末路”的評定，再準確不過了。寫完《精神科醫生》，我寫了一篇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文章，題目就是：《英雄末路》。這點金之語，我卻“得來全不費工夫”。所以，我很重視和安憶閑聊，她常常會夾雜著閑話，出其不意地說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兩句，或犀利，或透徹，或獨到。